商会副主席何墨池称，不需要最先进的技术，关键是要将成熟的、经过检验的技术放入正确的系统
    中国欧盟商会副主席何墨池（Mats Harborn）5月9日对财新记者表示，在帮助中国治理空气污染方面，欧洲希望能够将中国合作伙伴的目光，从寻求细节性解决方案提高到系统性解决方案。
    何墨池称，在正确背景下正确应用技术，比单纯提供技术更为重要。“你不需要最先进的技术，关键是要将成熟的、经过检验的技术放入正确的系统。”
    目前，中欧主要通过“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这一平台，交流关于空气污染治理、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等方面的经验。中欧双方于2012年5月3日签署了《中欧城镇化伙伴关系共同宣言》。
    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中国可持续低碳城市发展》报告指出，伴随城市外围低密度地区的迅速发展，城市扩张会增加碳排放。而在过去十年中，中国许多城市建成区面积增加了1倍多。
    报告认为，低密度城市会产生更高的人均碳排放量。首先，往返城区的通勤时间更长，也会有更多人使用私人交通工具。其次，低密度地区加大了人均居住空间，会导致由家庭供暖、制冷和用电而产生的人均碳排放量上升。最后，低密度地区发展所建设的基础设施，与城市中心相比使用率低，如连接高速公路的郊区道路，这也会提高人均碳排放量。
    法国苏伊士环能集团（GDF Svez）中国总经理盛瑞金（Raphael Schoentgen）此前建议，新的城市规划应是在一个地方混合不同元素，在另一个地方也要混合不同元素。“我见过很多城市专门设置一块地方生活、一块地方工作、一块地方休闲，这样就导致大量时间花在交通上，造成交通堵塞。”
    根本而言，中国城市高密度的优势被削弱，是由于目前中国的财政激励制度鼓励城市扩张。城市空间扩张与市政财政框架的缺点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中国城市的财政来源与其对服务和基础设施建设的需求不匹配。这样的不匹配，再加上城市从出售集体农村土地中获益的可能性，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城市外围的过度土地使用和流转。
    报告建议，中国政府重新审视对地方政府的财政激励，并削减后者参与过度土地流转的能力。中央政府可以给城市提供其他可持续的融资框架，包括直接发债等。
    此外，以北京、上海和天津为例，中国城市碳排放量主要来源于工业及电力，由建筑、交通和垃圾产生的碳排量略低。这与伦敦、洛杉矶和多伦多等城市的情况非常不一样。因此，盛瑞金认为，必须把三者结合起来考虑，然后想办法分别治理，这样才能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