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转眼，中国大力推进生态环境治理已经有十年了。

10年间，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数据显示，2021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PM2.5年均浓度比2015年下降了34.8%，全国地表水I-III类断面比例也达到了84.9%。土壤污染风险得到有效管控，实现了固体废物“零进口”的目标。自然保护地面积占全国陆域国土面积也达到了18%，有3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野外种群都得到了很好的恢复。

用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的话讲，党的十八大以来这十年，是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认识最深、力度最大、举措最实、推进最快、成效最显著的十年，党中央开展了一系列根本性、开创性、长远性的工作，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的变化。
可以说，这是中国环保的“黄金十年”。

10年间，生态环境保护事业都发生了哪些大事？有哪些瞬间让你记忆犹新？今天小编就给大家盘点一下：

2013年的历史，是从一场雾霾开始的，网络上流行的这首《沁园春·霾》即是它的注解。
新年伊始，中国中东部多个地区都被雾霾笼罩。央视《新闻1+1》做了一期节目《谁的霾？！》，开头的解说极为“震撼”——石家庄500，邯郸500，保定500，北京498，长春375，全国17省市遭遇“十面霾伏”。

有人调侃说：“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莫过于你站在天安门前，却看不见亲爱的毛爷爷。”外媒则这样形容1月11日的北京：“整个城市看上去就像机场里的吸烟区。”

不过，也正是这场看似黑色幽默的“霾囧”，拉开了中国十年环保“大跃进”的序幕。从这个意义上讲，雾霾对于中国的环保事业其实是大功一件。
进入3月，雾霾逐渐烟消云散，黄浦江上“奇幻漂流”的死猪、河北沧州一鸣惊人的“红豆局长”，以及山东潍坊说不清道不明的污水地下直排依次抢占了环保新闻的头条。

6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召开，习总书记提出要改进考核方法手段，不能再简单地以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来论英雄。随后，中组部12月印发了《关于改进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工作的通知》，规定今后对地方党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各类考核考察，不能仅仅把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不能搞地区生产总值及增长率排名。 

这是“唯GDP论”扭转的开始，抓住了考核指挥棒，也就抓住了中国环境治理的“牛鼻子”。

 经历了年初的大雾霾之后，国务院开始紧锣密鼓地制定相应的对策。进入9月，《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出台，它还有一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叫做“大气十条”。这份文件中设定了一个当时看起来非常“超前”的目标——到2017年年底，京津冀地区PM2.5浓度要下降25%，北京市PM2.5年均浓度控制在60微克/立方米左右（业内俗称“京60”）。

彼时，对于能否完成这一任务，很多人都持怀疑态度。不过，也正是这个看起来有些激进的目标，才刺激着中国开始了强力治污的行动。

 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并出台《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反复提到了“生态文明”一词，生态文明、环境保护第一次如此高频率、大篇幅出现在党的决定文件中，释放出不同的信号。

 紧接着，12月18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推进青海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甘肃省国家生态屏障综合试验区、京津风沙源治理、全国五大湖区湖泊水环境治理等一批重大生态工程。十八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开始迅速落地执行。

3月，一年一度的全国“两会”召开。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喊出，“我们要像对贫困宣战一样，坚决向污染宣战”。在随后的记者会上，总理解释说，“向雾霾等污染宣战，不是说向老天爷宣战，而是要向我们自身粗放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来宣战，要铁腕治污加铁规治污。”这是总理第一次在两会记者会上回答关于雾霾的问题，随后几年，这一问题也一直都是两会的热点。

 进入4月，甘肃省兰州市爆发了自来水污染事件。4月10日17时，兰州市主城区自来水供水单位威立雅水务集团公司检测出出厂水苯含量118微克/升，远超出国家限值的10微克/升。在随后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兰州市政府表示周边地下含油污水是引起当地自流沟内水体苯超标的直接原因，将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进一步调查取证。

 4月17日，历时8年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查终于出台。结果显示，全国土壤总的点位超标率为16.1%，南方土壤污染重于北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东北老工业基地等部分区域土壤污染问题较为突出。

 4月25日，经历了多次上会的“新环保法”终于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是环保法实施25年来的首度大修。在这部号称“史上最严”的新环保法中，首次写入了按日计罚、环保入刑、环境公益诉讼等新制度，它将极大地改变中国环境执法被动的现状。不过，这部法律的真正实施，还要等到近一年以后。

 9月，有媒体报道，内蒙古腾格里沙漠腹地出现排污池，当地企业将未经处理的废水排入排污池，让其自然蒸发。随后，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批示，中国国务院专门成立督察组，敦促腾格里工业园区进行大规模整改。

 时间来到11月，APEC会议在北京召开，北京城区终于出现了难得一见的蓝天白云，空气质量连续多天优良，这一景象被媒体和民众称为“APEC蓝”。

 不过，在APEC会议期间以外，北京却出现了3次重污染过程，4天重度污染、1天严重污染，污染程度与去年同期比较明显加重，雾霾问题仍是大家的“心肺之患”。

1月28日，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王尔乘到环保部宣布中央决定，原清华大学校长陈吉宁任中共环保部党组书记，免去周生贤同志中共环保部党组书记职务。随后，2月28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经表决通过，免去周生贤的环境保护部部长职务，任命陈吉宁为环境保护部部长。

陈吉宁部长的到来，揭开了环保部“铁腕治污”的序幕。上任的第一把火，就烧向了环评领域。在当年的两会记者会上，陈吉宁宣布，环保部下属的8个环评单位全部从环保部脱钩，“决不允许戴着红顶赚黑钱”。

 几乎与此同时，环保部第一次约谈了地方政府的一把手。2月25日下午，针对山东省临沂市的环境违法行为，受环保部委托，华东环保督查中心对山东省临沂市主要领导进行了约谈，并且提出了限期整改要求。

直接约谈地方政府的“一把手”，这是新环保法实施后的一个显著变化，它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对于环保问题，地方政府责无旁贷。

 进入4月，继“大气十条”之后，“水十条”也正式颁布，这是环保部“三大战役”的第二份重要文件，在水环境治理领域也掀起了一场环保风暴。

 与此同时，“水十条”与同是在这一年开始风行的PPP模式一起，推动着中国环保产业也迎来了一轮新的风口。不过，成也PPP，败也PPP。若干年后，它的弊端将逐渐显现，并导致环保产业遭遇一轮史无前例的大危机。

 时间来到8月，8月12日晚，天津滨海新区东疆保税区瑞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发生了一场大爆炸，随后又把环评问题推上风口浪尖。平心而论，环评肯定不是爆炸发生的最主要原因。但屡屡在事故发生后被人当做替罪羊，也是值得环评人深思的一个问题。

 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十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8月30日，中办、国办印发该方案，标志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制度正式建立。

中央环保督察，这在当时还是个新名词。但在随后几年中，中央环保督察将逐渐发挥它的威力，并极大地推动地方政府承担起环保治理的责任来。
进入9月，继“APEC蓝”之后，北京又迎来了“阅兵蓝”。但进入取暖季后，北京的雾霾问题还是有增无减。到了12月7月，甚至在历史上首次启动了空气重污染红色预警，雾霾治理仍然任重道远。
 
同样是在12月，在地球的另一边，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在巴黎举行，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巴黎协定》，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也作为习近平主席特使在《巴黎协定》上签字。

《巴黎协定》提出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目标——将全球平均气温较前工业化时期上升幅度控制在2摄氏度以内，并努力将温度上升幅度限制在1.5摄氏度以内。

 2015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河北，正式开启了督察试点工作。这是中央环保督察组第一次现身，随后几年，它将多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

1月1日，新修订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开始实施，这是继“新环保法”之后环保领域又一部重要的法律，它与“大气十条”一起，推动了大气污染防治的进程大大加快。

 1月5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在重庆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发展。

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举行长江经济带座谈会，随后在武汉、南京，长江经济带座谈会还将多次举行，“长江大保护”也逐渐成为环保工作的重要议题之一。

 4月，“常州外国语学校污染事件”逐渐发酵。据媒体报道，自从2015年9月常州外国语学校搬迁新校址之后，有多名学生都出现了身体不适症状，个别学生还被查出了淋巴癌、白血病等恶疾。有家长怀疑，孩子的病可能与学校对面正在施工的土壤修复项目有关。
 
“常外毒地事件”揭开了土壤污染问题的一个盖子，同时，它也大大加快了正在制定之中的“土十条”的出台。

5月31日,《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在经历了50多次修改之后终于正式出台，全文共计十条35款，231项具体措施，简称“土十条”。

“土十条”的出台，使得中国环境污染治理“三大战役”的“武器”终于全部备齐了，万事俱备，甩开膀子干活！

这一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其中明确，到2018年底我国将全面建立“河长制”。

首创于江苏无锡的“河长制”，终于被推广到了全国，并在随后的水污染治理中发挥出极大的作用。

同时，通知还明确了雄安新区今后发展的定位和发展目标，那就是建设绿色生态宜居新城区、创新驱动发展引领区、协调发展示范区、开放发展先行区，努力打造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创新发展示范区。

 2017年是“大气十条”的收官之年，鉴于前些年北京的雾霾形势仍然十分严峻，2017年4月，环保部决定从全国抽调5600名环境执法人员，开展为期一年的大气污染防治强化督查，督查对象是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2+26”城市。有媒体称，这是环境保护有史以来，国家层面直接组织的最大规模行动。

在治理雾霾的同时，环保部还打响了另外一场战役。4月，《关于禁止洋垃圾入境 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审议通过，我国开始分行业、分种类地制定禁止固体废物进口的时间表，“洋垃圾之战”正式开始。

 6月，在任职环保部部长两年半之后，陈吉宁调任北京市市长一职，李干杰走马上任，环保部也迎来了自己的第三任部长。

 7月20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就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问题发出通报。通报显示，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破坏问题突出，违法违规开发矿产资源问题严重。经党中央批准，决定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进行严肃问责。

“祁连山事件”成为了一记警钟，深刻表明了党中央维护生态环境、建设生态文明的坚定意志，生态环境保护决不能“说起来重要，喊起来响亮，做起来挂空挡”。

 这一年年底，“大气十条”收官，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PM2.5平均浓度比2013年分别下降39.6%、34.3%、27.7%，北京也终于实现了“京60”的目标。环保部正式宣布：“大气十条”目标全面实现！

 “大气十条”虽然艰难完成了，但另一场新的战役正在拉开序幕。2017年10月，十九大召开，会议提出要把“污染防治攻坚战”作为今后3年的三大攻坚战之一。

继“大气十条”之后，污染防治攻坚战又来了。

同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也开始施行，环保税由此成为我国的第十八个税种。利用税收杠杆，调节企业的排污行为，这比过去单纯地依靠行政命令又进了一步。

 进入3月，全国两会，国务院迎来了新一轮的“大部制”改革，环保部升级成了“生态环境部”。此举实现了“五个打通”，进一步强化了环保机构的监管职能。

从国家环保局，到国家环保总局，从国家环保部，再到生态环境部，环保部门延续了自己“逢八必升”的历史，这也反映了中国环保事业重要性的逐步提高。

 5月18日，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要自觉把经济社会发展同生态文明建设统筹起来，充分发挥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充分利用改革开放40年来积累的坚实物质基础，加大力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迈上新台阶。

有人说，这是第八届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也有人说，这是第一届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但不管怎么说，这次会议的重要性都是史无前例的，它第一次提出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环保工作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同样是在5月，中央环保督察组开启了两批“回头看”的工作，在20个省份问责了超过8000人，罚款9.2亿元，办结民众关心的环保问题6万多件。中央环保督察“回头看”，表明环保督察不是“一阵风”，而是要深入长久地进行下去。

 中国的环保事业如火如荼，但中国的环保企业却在这一年陷入困境。从2018年上半年开始，民营环保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逐步显现，多家企业出现资金链危机，最终不得不“卖身求生”，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就是“东方园林发债事件”。

究其原因，环保企业自身的头脑过热、扩张过快是根本原因，外部融资环境的变化则成了直接导火索。

进入7月，“秦岭别墅事件”开始逐渐引起关注，习近平总书记先后六次就“秦岭违建”作出批示指示。最终，有1194栋违建别墅被整治。

“秦岭别墅事件”，与一年前的“祁连山事件”一起，共同成为了中国生态环境治理的标志性事件。

 5月，“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启动会在深圳举行。按照试点方案的要求，到2020年，要系统构建“无废城市”建设指标体系，探索建立“无废城市”建设综合管理制度和技术体系，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无废城市”建设示范模式。

“无废城市”建设开启了固废污染治理的一个新阶段，也为环保产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商机。

 2019年7月，是中国环保史上一个重要的月份。这个月，喊了多年的“垃圾分类”终于在上海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7月1日，《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垃圾分类还是第一次如此大规模、动真格地在上海这样大体量的城市中实行起来，由此带来了一场影响深广的革命。它的意义早已超越了固废处理的层面，成了全民环保意识的一次深刻洗礼。

 7月中下旬，第二轮第一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启动，组建8个督察组，分别对福建、上海等六个省(市)，以及中国五矿、中国化工两家中央企业展开督察。

这是中央环保督察首次向央企覆盖，随后还将继续扩大到国务院组成部门，标志着中央环保督察正在向纵深展开，触及的力度、深度、广度都进一步提升。

 9月，继长江大保护之后，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也来了。

9月16日至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河南考察，并在郑州主持召开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他表示，要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着力加强生态保护治理、保障黄河长治久安、促进全流域高质量发展、改善人民群众生活、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3月，新冠疫情稍微好转，中办、国办印发《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第一次全面、系统阐述了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顶层设计。

意见提出，到2025年，要建立健全环境治理的领导责任体系、企业责任体系、全民行动体系、监管体系、市场体系、信用体系、法律法规政策体系，落实各类主体责任，提高市场主体和公众参与的积极性，形成导向清晰、决策科学、执行有力、激励有效、多元参与、良性互动的环境治理体系。

 4月，生态环境部部长又换人了。原部长李干杰调任山东省委副书记，并在随后出任山东代省长、省长。

新的生态环境部部长，也是大家的老熟人——原副部长黄润秋。

 时间来到夏天，7月15日，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揭牌运营。这是由财政部、生态环境部和上海市共同发起设立的国家级政府投资基金，将重点投资污染治理、生态修复和国土空间绿化、能源资源节约利用、绿色交通和清洁能源等领域。首期基金规模885亿元人民币。

 8月的最后一天，国外又传来重磅消息，威立雅宣布收购苏伊士29.9%股权，全球环保产业“数一数二”的公司，即将合并。

 9月1日，“新固废法”正式实施，继新环保法、新大气污染防治法、新水污染防治法、新土壤污染防治法之后，又一部重要的生态环境法律落地实行，而这样也就为环保产业的提升和发展打开空间。

 9月2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宣布，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这是国家层面第一次提出“30·60目标”，由此也揭开了中国碳减排行动的序幕，一场新的、影响深远的革命正式启动。
 

生态环境部通报陕西环保集团旗下企业环境违法案件，首次把使用“COD去除剂”认定为了“通过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的方式逃避监管违法排放污染物”，由此引发了一场环保行业的“地震”。

 1月底，“敦煌毁林案”尘嚣甚上，国家级媒体与省级政府的PK，让众人吃了好几天的瓜。

 进入3月，全国两会召开，华北却发生大范围雾霾，北京连续35个小时出现重度污染天气，京津冀多地启动重污染天气Ⅱ级应急响应。

3月11日一早，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就来到唐山，不打招呼，直奔现场，先后深入4家钢企开展检查，结果发现一大堆问题，并在随后引发一系列“地震”。

 两会结束，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批准了“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明确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对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改善环境质量、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等作出具体部署。

一个新的五年计划，正在徐徐展开。

 5月27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放了一则1分59秒的消息，内容为“韩正主持召开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会议”。其中透露出一个重要消息——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成立了。

这意味着，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

7月16日，传说已久的“全国碳排放权交易”终于在上海环境能源交易所正式启动，双碳行动比预想之中更快地呈现在人们的眼前。

 跳出国内，把目光转向海外。7月24日，东京奥运会在东京新国立竞技场开幕。本届奥运会号称“史上最环保奥运”，就连运动员房间的床，都是由硬纸板搭建而成，材质为瓦楞纸，可以全部回收利用。

不过，对于这些环保的举措，媒体和民众却有许多不同的看法，显示大家对于环保问题仍然存在分歧。

 10月11日，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十五次会议（COP15）在云南昆明拉开帷幕，习近平主席和8位缔约国领导人、联合国秘书长线上出席领导人峰会并讲话，会议达成了《昆明宣言》，并宣布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设立第一批国家公园等东道国举措，展现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

 10月底11月初，有关环境保护的重要文件密集出台。10月24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的意见》正式发布。10月26日，国务院又印发了《2030年前碳达峰行动方案》。碳达峰工作的时间表、路线图和施工图，终于公布了。

紧接着，11月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印发，提出了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目标任务，并提出要打好重污染天气消除攻坚战、城市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农业农村污染治理攻坚战等八项标志性战役。

 与此同时，在地球那头，当地时间10月31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二十六次缔约方大会（COP26）在英国格拉斯哥开幕，这也是继巴黎协定之后的国际上关于气候变化的又一次重要会议。

起始于2019年7月的第二轮中央生态环保督察，终于实现了“全覆盖”。

3月14日，包钢500万吨球团脱硫项目发生火灾，导致7人死亡。5月17日，福州市红庙岭渗沥液厂新调节池又发生爆燃，导致3人死亡。

环保设施的安全运行问题，越来越凸显了出来。

 3月14日，生态环境部公布一批碳排放报告数据弄虚作假等典型问题案例，一共有4个，这也是生态环境部首次公布碳排放数据造假典型案例。

 进入5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新污染物治理行动方案》，在治理传统污染物的同时，新污染治理也被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6月5日，噪声污染防治法开始实施。至此，“水气声渣”四大污染物都已经有了相对应的污染治理法律，中国的环境法律建设越来越健全了。

10年之间，环保人遭遇过“跨年大雾霾”的痛苦，也品尝过“大气十条”完成时的喜悦。

环保企业体验过“水十条”+PPP造就的超级大风口，也体会过跌落神坛之后断臂求生的苦涩。

10年之中，我们有成功、有挫折、有喜悦，也有泪水。

但不管怎么说，过去十年，中国的生态环境质量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气治理被称为“全球大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优良水体断面的比例也接近了发达国家的水平。

正是在我们这一代环保人身上，中国实现了环境质量由濒临红线，到逐步好转，再到全面治理的转变。

如今，我们已经不再单单把目光局限在雾霾、黑臭水体这些传统污染物上了，臭氧、新污染物、碳排放等都已经上了环保人的名单，等待着我们一一去治理。

从这一点上讲，中国环保在短短的10年内，就走过了发达国家几十年走过的路。中国环保人也在10年之内，见证了环境保护事业的沧海桑田。
不夸张地说，我们实现了人类环境治理史上的一个奇迹。

而这个奇迹，有你，有我，有他，有我们每一位基层环保人的贡献。

每一位基层环保人，都是这个奇迹的见证者和参与者，都值得为自己的工作而骄傲。

这，就是我们这一代中国环保人的使命和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