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4/4/16 15:33:16 人气：3305 |
这是一个令人抓狂的早晨，你的配偶对你大动肝火，你气急败坏地钻进汽车，猛地关上车门，匆匆赶到办公室，有重要的工作正等着你。
你的“情绪理解”（emotional understanding）能提升你摆脱家里的情境转而专注于手头工作的能力。沃顿商学院的讲师和研究学者杰里米·伊普（Jeremy Yip）指出，这是一种“情绪智力”（emotional intelligence）（又称为“情商”、“情绪智能”）。伊普认为，“划分”（compartmentalizing）能让人判定让自己紧张的事物是什么，并让生活中其他不相关的因素各安天命。
可是，情绪智力水平较高的人能更进一步，承担那些与让他们感到紧张的事物不相关的风险吗？伊普认为他们能做到这一点，他的研究论文《情绪智力决策者：情绪理解能力能减少承担风险时易发焦虑的效应》（The Emotionally Intelligent Decision-Maker: Emotion Understanding Ability Reduces the Effect of Incidental Anxiety on Risk-taking）已发表在《心理科学》（Psychological Science）期刊上。他的合作者是多伦多大学（University of Toronto）的组织行为学和人力资源管理教授斯特凡·科特（Stéphane C?té）。
这项研究表明，不相关的压力刺激会让情绪理解能力较低的人更厌恶风险，而情绪理解能力较高的人（面对不相关的压力时）则更可能冒险。“通过确定自己的情绪之源，拥有更高情绪智力的人能认识到自己的情绪是否与要做出的决策相关。”伊普谈到。“其结果是，他们不会受到溢出效应的影响。他们可能也会感到紧张，但他们不会让这种情绪影响到自己的决策。”
在这项研究的第一个实验中，研究者首先对多伦多大学的108位大学生进行了“梅耶-沙洛维-库索情绪智力测验”（Mayer-Salovey-Caruso Emotional Intelligence Test），这是一项能测评人们情绪智力的测验。
测试完成后，实验参加者被分成了两组。一组需要完成一项引起焦虑的工作任务：准备一个一分钟的演讲。为了增强他们的压力，这组学生被告知，他们的演讲会被录像，随后，视频会播放给该大学进行社会地位学术研究的同事观看。（该项测试完成后，实验参加者被告知，根本无需演讲。）
另一组学生被赋予了一项相对轻松的任务：他们需要准备一份购物清单。作为报酬，两组实验参与者均可从中选择一种：获得1美元，或者以十分之一概率获得10美元。
在需要准备演讲的那组承担压力较大任务的学生中，在情绪智力测试中得分较低的学生，只有16.7%的人选择了更有风险的报酬——选择抽取10美元。而情绪智力较高的学生则有48.3%的人选择了这一更具风险的报酬。
而承担准备购物清单这一轻松任务的学生——他们扮演对照组的角色——的选择结果则相近得多，无论每位实验参与者的情绪智力是高是低。
“不出所料，在情绪理解能力较低的个体中，承担风险时容易发生焦虑的负面效应，但在情绪理解能力较高的个体中则不存在这一效应。”两位作者在论文中写道。
担心，还是无需担心？
第二个实验旨在观察：情绪理解能力较低的人，经过鼓励后是否也能像情绪理解能力较高的人那样，同样做出更具风险的选择。
这个实验的起始部分与第一项实验很相似：首先对每个人进行梅耶-沙洛维-库索情绪智力测验（Mayer-Salovey-Caruso test），以测评他们的情绪智力。在实验的另一部分中，研究者要求132位参加者在心里准备一个演讲或者一个购物清单。
但这次，每一组都被分成了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不会接收到任何进一步的信息；研究者向另一部分暗中透露，他们可能会感到担心，因为发表一次演讲本来就是个让人感到紧张的任务；或者告诉他们可能会感觉很平静，因为罗列一个购物清单没有什么压力可言。伊普谈到，这个步骤旨在为那些情绪智力没有自然产生的人提供一些气氛。
所有参与者都可做出如下选择：将自己的电子邮件地址告知研究者，以便接收去一个诊所注射流感疫苗的更多信息。研究者告诉他们，选择不去注射流感疫苗是更具风险的选择，因为他们更可能因此患病。
那些没有得到提示的人，结果与第一项实验很相近。在需要准备演讲的学生中，情绪智力较低的人有7.3%做出了更具风险的选择，而情绪智力较高的人有65.9%做出了更具风险的选择。同样，承担罗列购物清单任务的人都做出了相似的选择，不管他们的情绪智力是高是低。
伊普谈到，选择不接受注射流感疫苗信息不一定是聪明之举，只有当接受这一信息更具风险时，这一选择才是明智之举——拥有更高情绪智力的实验参与者更可能将撰写演讲稿的压力置于一边，并做出更具风险的选择。“我们决不是说情绪智力较高的人会躲避流感疫苗注射。”伊普谈到。
研究者发现，那些得到信息提示——撰写演讲稿本来就是一个很有压力的过程——的参与者，选择的结果则要相近得多。情绪智力较低的人有46%做出了更具风险的选择，而情绪智力较高的人则有49.8%做出了更具风险的选择。
科特谈到：“通过分析情绪之源，并确定这些情绪事实上与我们要做出的决策并不相关，我们或许可以消除决策中的偏见。”他还补充谈到，这个原则也可以应用于很多不同的情境中——无论是关于职业追求的决策，还是如何投资以及聘用哪位求职者的决策。
科特认为，人们对压力的反应与父母的影响密切相关。他谈到，如果他们的父母讨论情绪问题时提出下面这样的问题“你为什么感到害怕呢？”那么，孩子们的情绪智力就会变得更高。这样的父母也会就如何回答这类问题给孩子提供指导。科特还补充谈到，成年人的情绪智力也可以通过类似的原则得到训练，不过还没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观点。
伊普认为，人们可以在自己遇到风险时以提出三个问题的方式应用这项研究的成果：“我现在的感觉怎么样？让我有这种感觉的是什么呢？我的感受与我需要做出的决策有关系吗？”所以，当我们面临投资决策的时候，比如，在安全的政府债券和高风险的股票投资之间做出选择的时候，将一张意料之外的修理费账单或者可能错过一个航班的担心抛诸脑后，就是个情绪智力较高的选择。“情绪能携带信息，尽管来自情绪的信息对我们即将做出的决策并不总是有用，”伊普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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