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在中国，是一个波及面太广太深刻，连城市人很多时候都深受其影响的名词。对乡村的实体记忆也罢，城市人回归田园的情愫也好，埋在整个中国近代文明深处的，是有相当分量的乡村元素。所以并不奇怪，当近日哈佛社会学博士周韵与负责乡村建设项目“碧山共同体”的艺术家欧宁在网上以“碧山计划”为焦点笔战时，看起来是一个小众范畴的知识分子话题，依然让很多人再一次认真思考了乡村这个命题。
    碧山计划发起人——艺术家欧宁和左靖，在2007年第一次造访徽州碧山农村时，就被这里的自然和人文所吸引。他们创建的碧山共同体，希望通过知识分子回归乡村，在当地创建一个共同生活的乌托邦的艺术计划，并能推动、改变农村地区的经济文化生活。周韵指责欧宁在碧山项目中过多注入了城市知识分子的精英特色和审美趣味，但当地老百姓却极少享有乡村建设的成就，甚至连路灯都没有。在周韵眼中，这种城里文化人与当地百姓之间巨大的“区隔”，甚至不如宏村这样完全商业化、地产化的乡村改建对农民更具实惠。
    碧山争论的核心就是，这是谁的乡村？谁的知识分子情怀？谁在努力尝试回归乡村回归田园的可能？谁在重视那些区隔？我们并无意评判碧山计划的对错，因为任何一种实践都不能在短期内得出结果，而且任何一种质疑对实践者都有益处。我们只是希望在其他的乡村建设实践者身上，看到他们的努力。
    河南有个郝堂村
    中国的村庄差异性大，生态伦理文化宗教都包括在其中。中国乡村建设院和中国乡村规划设计院院长李昌平同样强调了今日乡村没有主体性的事实。“很久以前，中国的家族时期是由家族经济做支撑的，村社时期是由村社集体经济做支撑的。到了邓小平时期搞单干，农民共同体的作用被忽视，他们失去了主体性。在这种经济薄弱的条件下，外面的人一旦带资源去，农民就觉得他们什么都懂什么都会，这就是缺乏主体性的结果。乡村建设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情，在主体性消亡之后我们需要修复这个运行系统，让其能恢复自主运行。”“其实碧山共同体中的‘共同体’这三个字用得相当好，但是共同体在他这里还只是一个词。我们今天所讲的乡村共同体是村社共同体。既发展经济建设社区又治理社区，而且有统一的产权财权私权和职权。如从社会学意义去讲它属于一个乡村的系统性修复，是对共同体的建设。”
    李昌平强调了下乡不是剥夺农民资源，他举了河南信阳郝堂村的例子，那个村子是2009年开始建设的，现在每天差不多有上万人前去旅游。原来那个村子属于贫困村，经过这么多年的建设现在村民家家户户开馆子，没有商人去剥夺他们的土地而完全属于他们自主的，也没有资本注入。“我们一进入那个村庄是从金融养老开始做起，使农民的土地农耕可以抵押贷款，然后搞新农村建设，垃圾分类，污水处理，环境改善，对农民进行培训……现在乡村自理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是很多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去年公布了十二个美丽村庄，郝堂村也算其中一个。”
    也许山野自然间的情怀和知识分子的“乡村乌托邦”是可以找到一个点平衡的，也许一切还需要时间。谈起碧山共同体，李昌平说只要和农民不矛盾，实践者的尝试就是有意义的，而质疑同样有意义。“建设一个好的村庄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合作，它是一个开放的平台，谁都可以到那里去创造价值，当农民的自主性增强，它是可以吸引很多人去那里创造价值的。就像马云搭建了平台，淘宝商家在平台上创造价值一样。”
    黟县有个碧山书局，郝堂村也建了一个书屋，叫郝堂岸的芷轩书屋，是郝堂村回乡青年建的。李昌平说，那是一个供村民看书喝茶聊天的书屋，村里很多的老人和小孩都可以去那里看书，相当于一个公共空间。也不是很大，几十平方米，主要受众群是村里人，也有一些城里人到那里喝茶聊天，现在已经成为村里的男女老少最喜欢去的地方了。村民可以自己带茶，茶水免费，如果你自己不带茶的话才需要付茶钱。“进入郝堂村前我们当时讨论说‘前三十年看小岗后三十年看郝堂’，在建设一个理想村庄的初衷下，乡村建设规划院始终充当着协助者的角色，培养农民的主体性。我们在建设郝堂村的时候一直记得一个基本概念：别人在搞农村城市化，而我们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
    当“碧山”提出一种可能
    《中国在梁庄》中有这么一段话：“所谓村庄的整体面貌，就是一个个生动的、相互纠结的家庭故事，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这是只有把血液融入这一地方，经过漫长岁月沉淀的人才有的感觉。每一个村庄都是一部历史……”《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是这些年来引起轰动的记述当代中国乡村变迁史的著作，通过展示一个村庄将凝缩的中国带入大众视野。用当代作家闫连科的话说，这是一个民族命运的当代画影。
    在碧山计划的笔战中，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的精英主义乡村是谁的乡村？两本《梁庄》的作者梁鸿说这是一个伪命题。“它当然属于所有人了，谁都可到那里住一住玩一玩，但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这涉及到一个生存和审美层面的问题。如果说有声音质疑碧山共同体的实践者只顾自己趣味而没有更多的从农民角度考虑，但其实农民的角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我们谁都不太清楚，都是懵的。”“很多时候我们对农民的想象太简单了，认为农民只考虑生存问题。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确实为钱所困这是事实，但我们依然和他们存在共通的精神。从这种层面来讲，我不认为碧山书局就非得要办成农家书屋那样才可接受。”
    碧山书局是黟县碧山计划中的一部分，也是这次碧山计划遭质疑的一个点，里面书的总码洋过百万，一个笔记本卖108元。“精英主义”和“区隔”被一而再地提出来，在碧山实地考察两天的哈佛博士，没看到一个村里人光顾祠堂改建的书局。这个有“一整面书柜钱穆先生全集、卖108元牛皮笔记本的书局”的受众到底是不是村民？
    但梁鸿认为现在就下结论说“碧山书局”是和当地的村民没有任何关系是过于草率的判断。“如果说它一两个月没有村里人进只有外来客，也许第三个月第四个月就有人进来了。假如一个村里的年轻小伙子有一天带着他的朋友进来翻了半页书，那就是有心人。在一个空间里，只要存在那儿就有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就像我们小时候认识新生事物从中受到某种隐隐约约的感染一样，有一天某个偶然就启发了你对世界的一种看法。村里的书局是开放的，这种融合会慢慢地来的，不可能期待一下就出现共融的场面。”
    梁鸿在这些年对乡村的观察中，发现今天的农村和农民已经失去了主体性，农民实际处在一个飘泊的状态，他虽然表面上生活在乡村，但其实心已经不在乡村。对于很多人来说，乡村只是他不得不呆的一个地方。梁红认为：今天我们对乡村的想象和重建来自是多个层面，那么乡村当然可以有像碧山共同体思路里这种类型的乡村。知识分子所要解决的是：当你有这样一个艺术计划时，你要考虑到怎么样通过你来影响村民，而不是一定要扶救村民。事实上我觉得欧宁不会那么简单地把资产阶级小知识分子的理念植入碧山，我看到的是他一直在寻找某一种道路，在调整吸纳寻求一个新的方向，并不断地在修正。
    实践者一定是会带着自身的审美和趣味介入的，他必定有自己的想法。“一个人要到乡村里去，趣味是他的基本前提这无可厚非。我了解到欧宁到各国参加乡村的实验，到泰国、日本、法国等去收集各种各样的模型然后拿回来研究。他需要在碧山实际操作中不断地修正自己，这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敞开的过程，因为任何实践者如果只完全按照自己的趣味那么肯定会走入偏执。”
    2011年梁鸿去参观碧山时也去看了宏村。对于西递和宏村，梁鸿形容那很像一种“文明遗骸”的形态。“农民的生活被展览、被观望，活着的生活形态停止了。所以当我看到碧山共同体试图在尝试把活的东西加进去，使得乡村文明以某种生活方式继续存在下去时，相对于西递宏村来说我更倾向于碧山。作为我们这样的旁观者，欧宁所遇到的实际的矛盾要远远大于网上一些评论的指责，我想欧宁如果有足够的自省能力，他还是会慢慢地往前去走的。他提供了一种乡村的可能,并不断在修正，这是可贵的。”
    在乡野祠堂间的知识分子们
    2011年本报就“碧山共同体”对欧宁进行了采访，这个在笔战中被夸张成单以情怀带动一切实践的“实验者”，从一开始对中国农村近乎残酷的现实了然于心。欧宁是从农村出来的知识分子，他了解乡村并没有那么理想化和美好，所谓的乡村情结是一种想象，而中国的农村是一种残酷的现实。
    作为目睹农村热闹公共生活景象渐渐消亡的知识分子，欧宁企图通过“碧山共同体”让人们追忆跨越了童年。一开始他对这种农村现状的荒凉生活和它的历史根源很绝望，“于是我读书上学把这种农村的根除掉，经历了一大圈后，又开始‘寻根’了。”
    一群知识分子们在乡野里的粮站和祠堂间与农村进行交流时，他们在尝试对当地村民展示农村古老的公共生活文化，也希望点燃知识分子们“到乡间去”这种生活方式理念的激情。起码在最初，欧宁和其他参与者们始终强调了知识分子和农民在碧山计划中完全平等的基础思想。他也不希望碧山计划会让那个村庄演变为一个类似“宋庄”的艺术家群居地。其实，哈佛博士周韵对碧山计划的种种质疑，是以对“精英文化”进行反思为出发点，希望发起人能重新审视定位和权利。事实上，既然是摸索和不断修正的过程，就需要有探讨的声音出现，质疑在很多时候是一剂尝起来苦口的良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