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5/6/17 17:01:44 人气：2420 |
最近一段时间来，南海问题再度升温，大有成为中美核心矛盾的态势，美国朝野发表的强硬言论不断涌出。美国并不是南海问题当事国，但从总统到高级官员，再到智库学者都异常关注这个问题，这至少反映了美国外交和战略风险的急剧变化，当美国将南海视为“安全”威胁之后，就可以动员各种资源进行反制，中美关系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地缘政治博弈的色彩。这种态势并不是中国所愿意看到的，“错位”竞争，是符合中国和平发展战略所需，也是稳定中美关系的有效策略。
所谓的“错位”竞争，至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中美之间避免正面竞争，尤其是不要在地缘政治领域出现激烈的对峙；第二，中美在核心关注的议题上错开，不能同时将某项议题作为不可妥协的核心关切。中国的崛起成为当代国际体系最大的变量，改变了权力的格局，也在改变使用权力的方式。一个守成大国和崛起大国能不能超越“修昔底德陷阱”已经成为中美关系面临的核心议题。中美学界曾提出“战略互疑”的判定，而近一两年，中美关系的发展似乎也进一步确证了“战略互疑”的论断。最近美国著名学者兰普顿也认为，中美关系到了一个“临界点”，南海形势也在印证着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因素在增加。
南海问题在最近一两个月来变得如此棘手，至少美国政府表现出比较强的焦虑感，而这种焦虑与中国维护主权与领土的决心又形成了新的“互疑”的来源。美国的核心利益是捍卫其全球霸权，时刻寻找任何可以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尤其是新任防长阿什顿·卡特上台之后，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心理越来越重，也契合了他之前与克林顿政府时期的防长威廉·佩里合著的《预防性防御》一书的观点，美国需要在后冷战时代辨明威胁的来源，并且采取手段消除这类威胁，防患于未然。中国越是发展，美国的焦虑感就会越上升，其实在2000年的时候，美国海军就对中国“突然”感兴趣，从那一年开始，美国国会也要求国防部每年都要提交《中国军力报告》作为国防预算的重要条件。换言之，美国从十几年前就将中国视为“潜在威胁”，而且在这个威胁的序列中的等级不断上升。9·11和金融危机暂时转移了美国的关注点，中东和乌克兰的乱局也让美国分身乏术，这的确是中国的战略机遇。但是，即便如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认识也在发生重大变化，最近南海问题的“质变”就是例证，而且，美国也意在打破中美关系中的“错位”竞争，而是要对等博弈。
从年初以来，美国总统频频在南海问题上发声，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强硬的表述更是接连不断，美国海军甚至派出先进的侦察机到中国的岛礁上空进行侦查，更有甚者，还带媒体记者一起前往，以此来塑造中国强硬驱离美国侦察机的形象。美国并不是南海问题的当事国，但为什么最近一个月在南海问题上如此热衷呢？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葛来仪认为，南海问题不是中美关系的全部，但是也不是细枝末节，南海问题关系到国际法，关系到中国成为哪一类强国。此外，亚太再平衡的核心目标是让这一地区的国家明白，美国仍然是这一地区安全的捍卫者。中国认为，美国无权插手南海问题，但是美国却将南海看作中美关系的试金石，也试探中国外交底线。南海问题不但有国际化之忧，也变成了中美的焦点问题。在未来一段时间，美国不会放松在南海问题上的“发难”，奥巴马准备在七国集团的会议上就中国的填海造陆提出动议。
南海问题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式可能出现了重大调整，不是管控地缘政治的危机，而是以地缘政治的手段来对冲中国在地缘经济的进取。有几项比较重大的事态正在改变美国的对华态度：第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尤其是亚投行的成立，有可能重塑欧亚大陆的地缘经济体系，而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的利益就是防止任何一个国家主导欧亚大陆的秩序。第二，中俄接近，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两国相互支撑，越是挤压俄罗斯，中俄越接近，在俄罗斯举办卫国战争胜利纪念活动之后，克里就访问了俄罗斯，与普京进行了比较友好的交谈。到中国访问的时候，克里就提出了反对中国在南海填海造陆意见，中方并没有改变既有的南海战略，此后美国副总统拜登、总统奥巴马都在南海问题上发声，尤其是拜登在美国海军学院演讲中向学生们说，未来你们有可能在亚太地区服役。而最近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美国防长阿什顿·卡特的调门虽然没有太激烈，但是，美国以南海问题向中国发难的态势已经形成，美国是不是将中国视为主要的战略威胁？越来越多的学者有此种担忧。
中美关系迥异于美苏关系，美苏不仅是两个平行的地缘政治体系，也是平行的地缘经济体系和迥然对立的意识形态阵营，美苏之间最大的共同利益就是防止出现核战争。中美之间则形成了一个利益共同体，美国是当代国际体系的奠基者，而中国则是国际体系内部崛起的大国，中国不是反体系的国家，而是体系的维护者和革新者。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发展得益于体系内的发展，与其他东亚国家一样，中国出口导向型经济的腾飞得益于美国市场的开放。冷战结束后，中美之间一直处于“错位”发展之中，中国不足以也不愿意挑战美国在全球安全中的主导地位。经济发展是中国的核心任务，这种政治与经济的分离，有效规避了来自于美国的地缘政治压力。反恐战争以及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进一步巩固了这种“错位”，也给中国带来了十多年的战略机遇期。
中国在体系内部的“和平崛起”，增加了中国的回旋空间，尤其是中美之间的利益纽带越来越强，甚至形成了“金融恐怖平衡”。在中国基本实现赶超之后，尤其是金融危机意味着过于依赖美元和美国市场，会加剧中国和全球经济的失衡状态，也不利于中国的可持续发展。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首要目标是实现中国与世界经济关系的再平衡，然而，“西进”这样的表述无疑刺激到了美国的地缘政治神经。中国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基建能力、产业基础等都使中国有可能成为欧亚大陆经济秩序的重塑者，这也是中国在体系内崛起带来的巨大的红利。亚投行的成功意味着美国很难以地缘经济来遏制中国，现在包括伯南克在内的美国精英认为，亚投行的成功源于美国的不思进取，阻碍了IMF的改革进程。
美国在南海发难，并且速速炒热中国在南海的填海造陆，勾画中国以大欺小的国际形象，包括将派出军舰和飞机进入中国12海里的领海。美国试图将中美博弈的战场从一带一路转移到南海，以地缘政治的较量来分化中国重塑地缘经济的努力。中美之间的“错位”竞争也就变成了对等博弈，而军事与政治的博弈并非中国的优势。南海问题，从区域内的领土主权之争，演变为大国利益博弈的主战场，对中国来说，需要从更大的战略视野来审视南海问题。一带一路战略并不能很好地规避美国的战略压力，相反，一带一路和中美关系应该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两条腿，进而言之，良好的中美关系也是中国推进一带一路战略的前提。以经济的手段来撬动中国外交，至少是可行的，但前提是中国可以与美国继续“错位”竞争。
不光是在南海地区，包括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美国也不是旁观者，毕竟美国依然是全球安全的主要保障者，没有良好的安全环境，一带一路战略也难以推进下去。中美之间需要错位和分工，中国不在地缘政治上挑战美国，而美国也需要允许中国有更大的经济空间。亚投行至少给美国一个启示，经济重心的转移已经难以阻挡，如果拒绝中国及其新兴经济体的诉求，那就不得不接受类似亚投行这样的新的多边平台的出现。
中国需要为南海问题降温，而不能变成中美元首会晤的核心议题，变成中美战略互疑的新根源。中美之间的地缘博弈为东亚一些国家提供了获取渔翁之利的机会。最近菲律宾总统阿基诺在日本发表了一系列“出格”的言论，欢迎日本在安全问题上发挥更大作用，赞赏日本战后为和平作出的努力，对日本的侵略历史只字不提。这套话语的背后是南海问题升温给小国带来的新外交空间。对于当下南海议题，中国也需要“错位”，不能将南海问题变成一场地缘政治的零和游戏，而是实控竞赛与国际法话语争夺的双重竞赛。实控竞赛难以毕其功于一役，张弛有度来掌控自己的节奏。国际法，在南海争端中已经被“挟持”，国际法是习惯法，解释的灰色空间非常大，比如“自由航行权”，中美两国说的几乎不在一个频道上，中国有责任解释自己的海洋权益的诉求和主张，而不是将国际法视为美国压制中国的阴谋，亚投行已经显示出中国有可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塑造国际议题和规则，在南海争端的国际法解释是中国实现“错位”的良机，将南海问题的焦点从填海造陆以及地缘政治的博弈转换为国际法的竞争。国际法不是美国法，也不是日本法，而是各方相互协商而形成的共识或者惯例。
“错位”竞争是中国和平崛起的重要方略，也是化解“修昔底德陷阱”的尝试，中国的战略智慧存在于“太极”之中，虚实之间，高下立判。
（作者系吉林大学公共外交学院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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