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价值线（value-line）
作者｜价值线特约记者 王海平 何雨 价值线记者 蕾蕾 海荣北京、南京、广州报道
序言
这是中国两个最优秀省份的经济比拼。
万里长江从富饶的江苏大地流过，奔向大海。江苏因为长江入海和紧靠上海的区位优势，因为发达的科技和经济，一直引领着中国经济前列。江苏的GDP总量一直位居全国省级行政区第二，人均总量在省区中（排除直辖市）名列第一。
广东因为珠三角，因为珠江边的广州、珠江入海口的深圳、珠江，因为背靠香港、澳门，因为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最高沿，近30年，GDP总量一直名列全国省区第一。但广东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地区差异大，人均弱于江苏。
近日，国家统计局公布全国GDP总量突破了70万亿元人民币大关，比上年增长了6.7%，增速重返世界主要经济体之首。
在中国的经济地理版图上，广东与江苏长期统领中国经济的成长，这不仅仅是经济总量一直数一数二，两省同时一直都被中央赋予“改革开放窗口”“中国经济探路者”“风向标”“领头羊”等角色。
考虑到北京上海这两个中国最大城市的特殊性不谈，两省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经过改革开放的数十年发展，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刘易斯拐点和库兹涅茨曲线的双重叠加期，对粤苏两省而言，都面临资源消耗过大、环境压力加剧、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区域不均衡等共性问题。
未来十年，广东和江苏要肩负起“转型升级”排头兵的重任，从追求经济成长的“规模”到“质量”，要更加重视民生，更加关注老百姓的获得感，更加关注环境生态，更加关注产业在世界的影响力话语权等等。
在这个时候，我们发现，两省在各自的探索道路上已有了不同的实践和分化。
这种实践和分化，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更优的选择和比较。
谁将领跑未来十年？
一、经济总量
江苏与广东差距为何再被拉大？
2012年，全国GDP总量均超5万亿的只有粤苏两省，江苏与广东的差距仅3000亿，两者合计占全国经济总量22.9%。当年，广东已保持GDP老大24年。当以“万亿”为衡量单位的时候，增量“零点几个点”就可能持平。是时，面对江苏的追赶，广东省委书记胡春华曾指出，江苏部分经济指标已超出广东，在总量上“差距只有1年”。
但近几年，江苏与广东的差距又突然被拉大了。
价值线记者了解到，2017年初，全国各地“两会”期间，从公布的数据看，2016年度广东和江苏的经济总量分别为79512亿元和76086亿元，两省的总量差距从2015年的2696亿元扩大到3426亿元。
这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指标，似乎打击了江苏追赶的信心和雄心。
对于江苏来说，1989年在其发展史上是一个让人相当不愉快的年份。当年广东和江苏GDP分别为1381.39亿元和1321.85亿元。这不仅是广东首次在中国经济版图的总量上超越江苏，把江苏从数百年来全国经济总量“一哥”的宝座上拉下来。
2007年，江苏与广东的差距分别为5114亿元；2008年差距达到峰值，广东领先江苏经济总量5815亿元；到2010年末，其差距为4569亿元；2012年末，又进一步缩小到3000亿元；至2013年上半年，差距仅为862亿元。
事实上，广东决策层早在2008年就已意识到广东存在和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比如，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支撑的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贸易是广东产业体系中最大的压力。因此，当年，时任广东省委书记的汪洋带领广东党政代表团考察江苏，双方在苏州工业园区进行了座谈，并达成了若干合作协议。
但当时江苏决策层认为，“经济总量”已不是江苏与广东的差距，两者最主要的差距是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现修改成为公共财政预算收入）。到2012年，江苏实现财政一般预算(公共预算)收入5860亿元，这与广东的差距缩小到368亿元。
江苏方面认为，财政一般预算的差距，体现的是发展的质量。而这一差距主要体现在“现代服务业”上面，因此要在该领域发力减少差距。
在不计算中央返还等前提下（半年度原则上不使用财政全口径统计数据），2013年上半年，江苏财政收与广东的差距仅仅在115亿元左右。而2012年同期，江苏税收收入与广东相差仅20亿元。
但是，到2016年，公共财力差距已达到2226亿元，这在2012年只有368亿元，特别是税收收入，更是从2012年的20亿元扩大到1567亿元。这表明，尽管经济总量上的差距似乎并不大，但是，在增长的内涵上，江苏与广东的差异进一步拉大。
二、高度vs深度
领头羊城市比较：苏州更稳，深圳更妖
谈到中国经济，深圳和苏州是最耀眼的两个明星城市。价值线记者了解到，从GDP总量看，深圳位居第四，苏州位居第七。从人均GDP看，深圳人均GDP19万元，苏州人均GDP15万元，均高于北京、上海、天津的人均12万元。从公共财力看，深圳总量位居全国第三，仅次于京沪；苏州总量名列全国第六，高于广州。深圳无疑是当今中国最有冲击力的城市，苏州无论GDP总量还是公共财力均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苏州还是长三角地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经济体，高于南京和杭州。
比较两地差异，首先是文化的差异，天堂苏州一直比较内敛，新一线城市深圳则锋芒毕露。同时，苏州的城乡差别小，共同富裕程度较高，下面的县市如昆山等、下面的乡镇如周庄都相当厉害。而深圳的优势，主要集中在城区、大企业和金融单位。苏州更像欧洲，深圳则更像美国。
两地的经济差距究竟在哪里？
继1989年广东全省总量超过江苏之后，1996年深圳在经济总量上超越苏州，并同样于2008年达到了两城GDP差距的峰值，为1105.54亿元。
苏州于2010年将差距压缩到544.4亿元，似乎看到了超越深圳重回历史地位的曙光。然而，愉悦总是那么短暂。2011年起，深圳迅速走出困境再次强势崛起，当年就让苏州和自己的差距重回四位数。2016年的城市数据显示，深圳和苏州的经济总量分别为19492.6亿元和15475.09亿元，绝对差距达4017.51亿元，不断刷新历史纪录。
然而，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我们将视角放到省域，两省的绝对差距并不大，只有不到3500亿元，而去年苏州和深圳的绝对差距就高达4017.51亿元。
从表1可以看出,自2010年起,在分别扣减了苏州和深圳对江苏和广东的GDP的贡献后,两省的总量差距在不断收敛。
但是，由于近年来苏州对深圳的差距的不断扩大，导致了这种收敛在两省全省GDP数字的反映上出现了偏差。对比苏州、深圳两市GDP数据发现，2010年是两市差距最小的一年，为544.4亿元。但是此后两市差距不断扩大：2013年扩大到1602.67亿，2014年为2240.03亿，2015年为2998.79亿，以及2016年的4017.51亿。仅看两市绝对差距的变化就已经触目惊心，然而如果再聚焦趋势的话，则更让人忧虑：深圳对苏州的优势，2012-2015年间以年均约700亿元的规模在递增，但是到了2016年这一递增规模突然扩大到1000亿以上。
表2是对相关数据的进一步优化。可以发现，最近七年来，江苏在追赶广东的征程上还是有收获的。分别扣除苏州和深圳数据后，江苏的经济总量在2015年已经反超广东了，并且在2016年继续扩大对广东的差距优势。这表明，在当前的苏粤GDP榜首之争中，呈现出一个截然悖反的现象：一方面，苏州已经被深圳彻底甩开身位，且双方的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在分别扣除苏州和深圳对两省的影响后，江苏GDP与广东的差距一直在有条不紊地收窄。
表2显示，2011-2014年，收敛幅度分别为742.04亿、1251.26亿、931.43亿和637.85亿。到了2015年，收敛幅度为783.22亿。也正是在这一年，分别扣除苏州和深圳影响后，江苏的GDP规模已经反超广东了。到了2016年，反超规模进一步扩大到591.63亿元。事实上，如果不是该年苏州对深圳的差距进一步被拉开了1018.72亿的话，而是维持不变的话，江苏对广东的优势已经超过了1600亿。
由是观之，从两省城市竞争的角度看，在GDP赶超广东的战略中，对江苏来说，苏州相比深圳有高原但没高度，特大型企业和金融单位严重不足，具有系统重要性的短板。全省其他12个省市的努力，都无法抵消苏州与深圳不断扩大的差距带来的影响。显然，只要苏州无法重新崛起，江苏GDP全面反超广东，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在某种程度上，苏州与深圳的对照，是江苏与广东在城市格局上巨大差异的一个表征。
价值线记者了解到，事实上，除了深圳，广东还有一个城市巨星，即广州。2016年，深圳的GDP为19492.6亿，位居全国第4；而广州的GDP则为19610.94亿，位居全国第三。深圳与广州，共同构成了广东经济发展的“双子星”，并双双与北京、上海比肩，跻身中国一线城市行列。
反观江苏，在全省GDP龙头苏州与深圳的竞争中不断落败后，再无其他重量级城市能够挺身而出，以对冲苏州的暂时性困难。作为全省GDP第二的南京，2016年经济总量为10503.02亿，仅相当于广州的53.56%。显然，广东的“双子星”，不仅与京沪比肩，星光闪耀，而且在体量规模上，也不分伯仲，共同引领广东经济的方向与道路。
与之对比，江苏城市的“双子星”格局则让人唏嘘不已。一方面是星光黯淡。作为省会、坐拥各种资源的南京，勉为其难地成为1.5线城市，而苏州只能站在二线城市行列。另一方面格局畸形。从体量规模上，2016年苏州GDP位居江苏第一，全国第七，但在行政级别上仅仅是个普通的地级市。南京是个副省级城市，是长三角唯一特大城市，但是体量却只有苏州的67.87%，在某种程度上存在“德不配位”的嫌疑。
显然，从两省城市的“高度”上看，江苏完败，没有培育出一个能够与广州、深圳抗衡的顶尖城市。但是，作为一个长期以来对广东施加进位压力的大省，在城市发展上，江苏也有自己的独特优势，那就是江苏城市的“深度”。2016年的GDP数据显示，深圳与广州合计为39103.54亿，相当于广东全省的79512.05亿的49.18%。换言之，深圳与广州撑起了广东的半边天。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在深圳与广州星光闪耀的背面，却是广东全省城市经济的严重失衡，剩下的19个城市GDP之和才相当于深圳和广州。进一步的分析可以发现，仅次于广州和深圳的佛山和东莞，GDP分别为8630亿和6827.67亿，而排名第五的惠州仅为3412.17亿，城市梯度呈现出断崖式跳水，有4个城市低于1000亿元，其中，云浮仅为778.28亿。
“深度”是江苏的优势，城市梯度非常合理。2016年的数据显示，排名倒数第一的宿迁为2351.12亿。如果放在广东，可以排到第10位。从城市分布格局看，GDP超过10000亿的有两个城市，分别为苏州和南京；5000-10000亿之间的有4个城市，分别为无锡、南通、常州和徐州；4000-5000亿的有3个，分别为盐城、扬州和泰州；3000-4000亿的有2个城市，分别为镇江和淮安；3000亿以下的有两个城市，分别为连云港和宿迁。事实上，作为全省倒数第一的宿迁，并没有像大多数垫底城市那样，发展步履维艰，相反，自建市以来，宿迁展现出了勃勃生机，GDP从1996年的128.88亿起步，20年间增长到了18.24倍，以几近每4年翻番的速度在高速成长。
此外，江苏经济的区域平衡性也在进一步优化。2006年，苏南、苏中和苏北三大板块在全省GDP中的占比分别为62%、18%和20%。到了2016年苏南、苏中和苏北占比分别为57%、20%和23%。
三、企业实力
顶尖企业与企业家群体比较：江苏明显差于广东
企业，是市场微观活动的主体，其生态与状态既是一个地区环境、文化与传统的结果，又会反过来影响该地区的文化、行为与环境。正是企业层面的努力，最终奠定了江苏和广东两省GDP的成色，影响着未来两省发展的动力与潜力。
价值线记者发现，以公开的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例，截至2017年3月1日，江苏在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332家，其中，沪市129家，深市203家（其中创业板公司76家）。广东在沪深两市共有上市公司259家，其中，沪市46家，深市213家（其中创业板公司72家）。
可以看出，两省上市公司以深市为主，但是江苏相对偏爱沪市，而广东则偏爱深市。这可能与其地理位置有关，毕竟沪市交易所就在江苏边上，而深市交易所就在广东境内。
从总市值看，当日江苏超过1000亿元的上市公司只有4家，分别为洋河股份、江苏银行、恒瑞医药和苏宁云商，沪市和深市各有两家，其中市值最高的洋河股份为1241.91亿元。广东超过1000亿元的上司公司则有7家，分别为美的集团、格力电器、温氏股份、保利地产、广汽集团、分众传媒和广发证券，涵盖了沪市、深市和创业板，其中市值最高的是美的集团为2049.55亿元。显然，相对于江苏，广东企业在高度上有明显优势：数量上只有江苏的78%，但是在代表质量与层次上的总市值超千亿公司上，却相当于江苏175%，两省反差明显。
民营企业是推动经济转型升级的主要力量。2016年8月25日由全国工商联发布的“201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显示，江苏有94家企业上榜，仅次于浙江的134家，超过了广东的50家。从民营经济发展的广度看，江苏的确要大幅领先广东。
但是，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榜单中最优秀的前十名时，则又有了新的发现：榜单显示，江苏共有三家民营企业进入前十，分别是苏宁控股集团（第二）、恒力集团有限公司（第八）和沙钢集团有限公司（第九）。广东同样有三家企业跻身前十，分别是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第一）、正成国际集团有限公司（第五）和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第十）。
通过简单的对比，可以发现，在最优秀企业的竞争中，江苏依然处于劣势。如果结合实际情况看，这种差距还会更加明显，因为排名第一的华为，已经是彻底的国际巨头，而排名的第二的苏宁，依然主要依托国内市场。
“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在某种程度上揭示了各地民营企业发展状况，但是由于在设计榜单时，采用的口径是“营业收入”，导致很多非传统型知名企业无法入围。如，在中国香港上市的互联网巨头腾讯控股有限公司市值已经超过万亿、而基因测序巨头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的估值也超过千亿。“调结构、促转型”是经济新常态各地的中心工作。比较江苏和广东，除了要看转型中传统企业的表现，还应该看看新经济企业的表现，如所谓的“独角兽”公司。
2016年7月，艾瑞咨询发布了中国独角兽企业估值榜。其中，广东有33家企业入围，仅次于北京、上海，而江苏仅有10家入围。表明江苏在面向新经济的成长型企业的潜力上，与广东相比，有着不小差距。
除了民营企业“有高度”外，广东能够在长达28年的时间里一直压制江苏，占据全国GDP一哥的地位，还有其他同样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国有企业与外资企业。广东在中国企业500强（含国企）中，排名仅次于央企聚集地北京，以47家的入选数量高于华东诸省，如现在的招商系、华侨城、中兴通讯等巨头，流淌的都是央企的血液。当然，在外资企业方面，苏粤各有特色。江苏在利用台资方面优势显著，而广东在利用港资方面则无人能比。
四、科教实力
高校质量院士规模科教水平比较：江苏领先广东
大学是城市的文化名片和对外交流的窗口，大学对城市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文化交流的作用非常大，被誉为“社会的轴心”和“城市的引擎”，特别是一流大学的数量体现出了所在城市的核心软实力。
基于此，《价值线》研究院对全国各省市地区高校数量、质量、院士及“双一流”大学地区分布的潜力名单进行统计排名，最新独家发布《中国科教实力地区排行榜》。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拥有各类高校2596所，按省区分，其中江苏以167所高校位居榜首、广东省与山东省分别排名第二、三名；按照城市排列，北京、广州、武汉位居前三，其中北京有91所高校。
从211高校数据来看，按省区分，北京市、江苏省及上海市位居前三位；按照城市排列，北京、上海、南京排名前三。
截至2016年9月29日，我国两院院士共1569人，其中工程院院士825人（含16位双院院士），科学院院士760人（含16位双院院士）。从院士数据来看，按省区分，北京市、上海市及江苏省位居前三位。
从非官方流出的中国首批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名单来看，其中北京拥有3所，排名第一；上海拥有2所，排名第二；江苏、浙江及安徽三地区均有1所。
为了更好地展现中国科教实力城市分布情况，《价值线》研究院根据大学数量、大学质量以及两院院士三项指标（所占权重分别为20%、40%及40%）的排名进行计算，得出中国科教实力省区综合排行榜，其中江苏、北京及湖北位居前三位。
五、综合竞争力
多维度比较：江苏更有深度，广东更有高度
价值线记者了解到，早在2003年江苏在全国范围内首次提出要在20世纪头20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而在各省发布的“十三五”规划建议中，广东提出2018年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可以说，作为全国经济总量排行榜上的状元和榜眼，广东和江苏一直引领区域经济甚至是中国经济的方向与道路。然而，地理环境、人文传统、资源禀赋、民心民情、政策机遇等方面的不同，也深刻影响着两省在现代化之路上的选择与表现。
在发现症结，寻找原因的过程中，我们从城市与公司两个层面分析了江苏与广东各自的优势与特色，明确指出，无论是在城市层面还是在公司层面，广东的优势在于“有高度”，即坐拥四大一线城市中的两个，占据了一线城市的半边天，同时，在企业层面涌现了像腾讯、华为、华大基因等为代表的行业巨头。
与广东相比，江苏的优势在于“有深度”。在城市层面，江苏几乎没有短板，即使排名垫底的宿迁，如果放到广东也相当于其中游城市水平；在公司层面，尽管缺乏巨头，但是一批专注于行业内细分市场的隐形冠军却层出不穷。就像篮球比赛，广东走的是巨星路线，有重量级巨星扛鼎，而江苏坚持的是团队路线，队员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可以说，在苏粤竞争中，广东的巨星带动作用非常明显，但是江苏的整体实力非常强劲，特别是板凳深度，放眼国内，无人能出其右。
苏粤之争，不仅仅是“GDP一哥”之争，而且也是不同发展路线与战略之争。为了更好地检视两省各自的优势与短板，以为彼此取长补短、相互镜鉴提供可能的行动方案，接下来我们借助于数据来对两省进行更为全面的对照与分析。
维度1：人均GDP。根据最新数据，2015年末广东全省常住总人口为10849万人；同期江苏全省常住人口为7973万人。结合2016年（如无特殊说明，下面数据都是为2016年）的经济总量数据，可以测算出广东和江苏的人均GDP分别为达到了73290元和95394元，折算为美元分别为11034和14361元。表明，在人均GDP上，广东和江苏双双超过1万美元大关，但是江苏更胜一筹。
维度2：居民人均收入。统计数据显示，广东和江苏的人均收入分别为30296元和32070元。在全国省市自治区中的排名中分别为第六位和第五位，而两省在人均GDP上的排名分别为第八位和第四位。表明，与人均GDP相比，两省在居民人均收入上都相对滞后，但广东滞后幅度更大。即，相对江苏来说，广东的人均GDP转化为居民人均收入的效率更低些。
维度3：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统计数据显示，江苏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40152元和17606元，城乡收入比为2.28；广东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达到37684.3元和14512.2元，城乡收入比为2.6。表明，在城乡居民收入结构上，江苏优于广东，特别是相对于广东，江苏的城乡差距更小，发展的均衡性更好。
维度4：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与户籍城镇化率。统计数据显示，江苏的城镇化率为江苏城镇化率达66.5%，而2015年广东城镇化率达68.71%，双双高于57.35%的全国平均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能反映城市化的质量与效应。贵州省统计局在《对当前贵州常住人口、户籍人口城镇化的对比分析》文章中指出，2014年江苏的户籍城镇化率为60,14%。尽管没有给出具体数据，但文中图表显示，广东的户籍城镇化率大概在54%左右。表明，江苏在户籍城镇化上做得更好。
维度5：三次产业结构。统计数据显示，江苏的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5.4：44.5：50.1，而广东的三次产业增加值比例为4.6：43.2：52.1。表明，从三次产业结构看，两者相差不大，都进入了服务业主导阶段。
维度6：经济增长动能。统计数据显示，消费需求对江苏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54.2%，科技进步贡献率达61%，民营经济增加值比重提高到55.2%。2013年的数据显示，消费需求对广东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56%。2016年民营经济增加值占广东全省GDP的比重为53.6%。可以看出，与广东相比，在增长新动能中，消费的贡献率明显低于广东，并远远低于2016年全国平均贡献率64.6%的水平。江苏的优势在于科技进步贡献率和民营经济贡献度。尽管暂无广东科技进步贡献率数据，但是江苏已经连续八年区域科技创新能力位居全国第一，可以提供例证。相较而言，民营经济具有微弱优势，领先广东1.6个百分点。
维度7：进出口总额。统计数据显示，江苏全年进出口总额33634.8亿元，比上年下降0.7%。其中，出口总额21063.2亿元，比上年增长0.2%；进口总额12571.6亿元，下降2.2%。广东全年进出口总额为63029.5亿元，同比下降0.8%；其中，出口39455.1亿元，下降1.3%，占全国的28.5%，提高0.2个百分点；进口23574.4亿元，增长0.01%。表明，广东经济总量上的对外开放与依赖度更高。
维度8：投资。统计数据显示，江苏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9370.9亿元，比上年增长7.5%。其中，民间投资34233.7亿元，增长6.8%，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达69.3%。分结构看，第一产业投资293.1亿元，比上年增长26.2%；第二产业投资24673.8亿元，增长7.8%；第三产业投资24403.9亿元，增长7.1%。广东全年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3008.86亿元，增长10.0%。其中：基础设施投资增长5.7%，铁路运输、航道整治和扩能升级项目建设迅猛，完成投资分别增长40.7%和36.8%。房地产开发投资达到10307.80亿元，总量居全国第一位，增长20.7%。表明，两省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相近。江苏投资重点聚焦于制造业，而广东发力铁路运输、航道整治和扩能升级项目，以及房地产业。
维度9：区域发展协调性。统计数据显示，苏中和苏北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45.3%，沿海地区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18.4%。与江苏不断缩小的区域差距形成对比的是，广东地区间的差异在加大。数据显示，粤东西北GDP增速比珠三角低0.9个百分点；粤东西北投资增长7.1%，比珠三角低4.2个百分点；粤东西北财政收入状况不理想，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仅增长0.4%。
维度10：轨道交通。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截至2016年底，江苏已建成的轨道交通里程为348.28公里，其中，南京224.35公里，苏州67.73公里和无锡56.16公里。已批复待建的轨道交通里程为779.94公里，涵括了全省6个城市，除了前面提到的三个城市外，徐州、南通和常州也将上马地铁项目。其中，南京待建里程为401.93公里，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杭州的416.67公里，位居第二。广东已建成的轨道交通里程为631.29公里，涵盖了广州、深圳、东莞和佛山四个城市，其中，广州和深圳占据了大头，两者合计达到了572.03公里。已批复待建轨道交通里程为644.13公里，依然集中在上述4个城市中。表明，相较于广东，江苏在轨道交通上正在快速追赶。特别是，江苏的轨道交通的覆盖面更广，几乎涵纳了全省一半城市，而广东却只能在既有的城市中强化轨道交通密度与强度。
六、未来十年
谁更有话语权？
江苏和广东谁将领跑未来中国经济？谁在未来十年更有话语权？
通过前面的对比与分析，价值线记者发现，对于江苏来说，在追赶广东的征程上，前景不会像苏州追赶深圳那样黯淡。原因在于广东的最大优势，也是其劣势所在。对于广东来说，其最大的优势在于“有高度”，但是同样明显的劣势是“有低度”，即两极分化非常显著，可以说一面是海水，一面是火焰。
特别是，广东的“低度”似乎非常难以拔高。从其2016年的统计快报来看，在广州、深圳重回高增长的同时，粤东西北地区则再次陷入增长困境。与广东相反，江苏的优势在于“有深度”。尽管长板没有广东高，但是短板却远远高于广东。这就意味着按照木桶理论，江苏能够装的更多的水。对于江苏来说，在继续抬高底部的同时，重中之重就是向“有高度”冲刺，培育出一批在全国叫得响、打得开的江苏巨头。如果能够在做强的同时，成功做大，做出一批巨头来，那么江苏全面反超广东也是逻辑必然的事情。
目前来看，江苏正在“有高度”冲刺。在城市层面，可以观察到的信号，就是借助于国家级江北新区的机遇，在南京大规模引入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并全力推进南京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如，其已经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复的轨道交通里程超过400公里。加上已经建成的224公里，南京的轨道交通里程将达到630公里，已经超过了当前上海（617.64公里）、北京（573.84公里）的轨道交通水平。重启“省会战略”，做大做强南京，提省会城市首位度，无疑是江苏隐而未宣的新城市战略。
在公司层面，培养类似于腾讯、华为、华大基因这样“有高度”的巨头并非一日之功。对于江苏来说，政策扶持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创造一个适合巨头孵化、发育、成长的环境。也只有从自身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巨头，才会与本地形成深度捆绑，如，腾讯、华为等就很难把本部从深圳搬走，同样阿里也不会从杭州搬走。实事求是地讲，江苏的商业环境，规范性有余，但宽容性不足。这一特色，符合儒商文化的属性，但是却导致狼性与野性的匮乏，“企业家”精神无法得到最充分的释放与施展。在培育“有高度”的企业巨头上，江苏需要走的路还很长。
广东走的是巨星路线，有重量级巨星扛鼎，而江苏坚持的是团队路线，队员之间的差距并不是很大。可以说，在苏粤竞争中，广东的巨星带动作用非常明显，但是江苏的整体实力非常强劲，特别是板凳深度，放眼国内，无人能出其右。
谁在未来十年更有话语权？
从单纯经济的角度，广东面临江苏的挑战，但到在十年内，广东话语权更大。
如从建设整体发达富裕社会的角度，江苏更像欧洲，十年内有较大话语权，十年后话语权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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