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南方周末

作者： 王寅  

▲《绝对小孩3》中，朱德庸为此图写下：“如果全世界最后只剩下一个大人，我们小孩也不会欺负他！”（受访者供图/图）

全文共5535字，阅读大约需要12分钟。

在朱德庸看来，“微小的邪恶其实就是一种贪婪和自私。”它可以是校园孤立，沟通鄙视，也可以是情感冲突，跟大恶比起来，它是很微小的，隐藏在人性里，有时候连当事人都未必察觉得出来。

《绝对小孩3》是朱德庸2018年出的新书，距离上一本《大家都有病2》，已经过去五年，距离《绝对小孩2》，则过去了九年。

在《绝对小孩2》之后，朱德庸以为这个系列就算画完了，他发现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慢慢开始消退，转而观察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情：“以前都是用一个望远镜往外看，我现在想用放大镜看我自己。”

朱德庸首先回过头来重新感觉自己的童年，想知道童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探寻童年的过程，也是又一次趋向内心深处的过程。他慢慢觉得自己的童年还有另外一个力量，这个力量帮助幼小的他抵抗了不快乐的现实世界，也为孤独的他保留了快乐的想象世界。

“这个力量在8岁的时候帮我对抗这个世界，在我58岁的时候同样能够帮我对抗这个世界。”朱德庸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渐渐发现，这个世界仍然有太多绕不过去的阴影和困惑，始终挥之不去的是人性中的自私和贪婪，朱德庸称之为微小的邪恶。“微小的邪恶其实就是一种贪婪和自私。”朱德庸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他意识到，微小的邪恶贯穿他过往的每部作品之中，它是每个人内心都可能经历却难以回避的苦涩，最后，它变成了漫画中幽默，以及读者的会心一笑。对朱德庸来说，回到漫画的世界，他才有可能对抗微小的邪恶。

漫画一度让他大获成功，但他在台北却常年深居简出，对公开的社会活动能避就避，能躲就躲。

五年前，朱德庸向媒体透露自己被确诊为亚斯伯格症（编者注：属于一种发展障碍，其重要特征是社交与非言语交际的困难，同时伴随着兴趣狭隘及重复特定行为），困扰他多年的社交恐惧终于找到了原因，他也因此接受、原谅了自己不快乐的童年。“原来我这一生最自在的时候是当兵，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因漫画成名。”

▲五年前，朱德庸向媒体透露自己被确诊为亚斯伯格症。他发现对外面世界的好奇慢慢开始消退，转而观察自己身上发生过的事情。（朱重威/图）

2018年4月，朱德庸向南方周末记者敞开心扉，首次坦白记忆中微小的邪恶、对成名的抗拒以及好奇心衰退的原因。

1我不想再回到童年

▲在《绝对小孩3》中，朱德庸写道：“找回你小时候心中那个小怪物，和他一起对抗这个世界”（受访者供图/图）

《绝对小孩2》画完了，我以为重新过一次童年也就过完了。但在这九年里，我慢慢觉得童年还有另外一个力量。

现在我马上58岁了，这几年可能真正地步入人生反省的阶段，我从童年里得到的已经不再是回忆了。我这几年很想把童年认识的房子用铅笔稿慢慢描绘出来，让它能够具体地呈现。直到我觉得用铅笔去画素描的老宅还是不够，我没有办法去触摸它。我定了一个计划，把小时候的房子做出模型，可能是1：100的这种，触摸的过程让我真正能够感受到童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想到很年轻、充满了活力的时候，但是我也同样看到了，未来我的体力会越来越衰退，跟我的童年会越拉越远。我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当然是很可笑的，我会不会选择再重新年轻一次，我想大部分人的答案可能都是愿意，但我自己的答案是，我不想再年轻一次，换句话说，我不想再回到童年。

我不愿意回到童年，可能因为我受不了微小的邪恶。在整个成长过程里，我碰到的都是人们散发出来的很微小的邪恶，不管是我所碰到的老师、邻居、亲戚，甚至我的家人，而微小的邪恶让我有了非常不愉快的童年。

我唯一能够对抗微小的邪恶，就是默默在那里画图，一个人跟院子里面的虫子玩，或者做一些非常无聊的事情，这些事情都只在我自己的世界里。我还能够留下一丝丝的元气，是因为我都在做一些无用的事情，而这些事情给了我力量。

我之所以形容微小的邪恶，跟大恶比起来，它是很微小的，隐藏在人性里，有时候连当事人都未必察觉得出来。

小时候，我长得其貌不扬，对很多事情的反应其实非常迟钝。光是这一点你就很容易受到同学的排斥、排挤，而他并没有什么理由对你那样做，但他就是忍不住会这么做，当时可能没有一个确切的名词，现在有了，叫做霸凌。霸凌有各种方式，甚至不用去碰你，光是把你孤立，本身就是霸凌。

我舅舅过年前到我们家来，先给我红包，也给我哥哥红包。因为我哥哥不在，他就说，你把你哥哥红包代收。我说好。过了几天他打电话找我妈妈刚好是我接的，他就讲一句话，“给你哥哥的红包，没事……”他虽然没有讲出来，但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我托你转给你哥哥的红包，你可不要自己吞掉了。我能够感受那种全然的鄙视。为什么会这样？我认为就是人性里面的一个小小的邪恶，我不信任你。第一，你长得不好看，甚至你长得就是天生讨人厌的样子。第二，你成绩很差，所以你一定不是好孩子。

直到现在，我都没有接触过所谓大恶的人，但是那种带有微小邪恶的人其实从来没有间断过。

我26岁画《双响炮》的时候成名。26岁到现在58岁，其实我已经画了《双响炮》《醋溜族》《涩女郎》《关于上班这件事》《什么事都在发生》《绝对小孩》《大家都有病》。这么多作品里，大部分都在表达微小的邪恶。《双响炮》谈的是婚姻，但其实在谈婚姻里夫妻之间微小的邪恶。《涩女郎》也一样，讲女人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关于上班这件事》讲到上班族里面包含的微小的邪恶。

后来，我发觉都是用感受在画，这个邪恶触动了我，甚至让我非常愤怒，我会用幽默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当年龄越来越大，我才发觉可以体会到这些了。一个厨子凭着本能就炒出来一个菜，但是真正能够感受到厨艺、味蕾很细微的部分，可能是当了大厨很多年之后。

曾有几年，我好像越来越没有能力去对抗这个世界，虽然已经过了几十年，但是我始终都在微小的邪恶里生存，我发觉应该用童年的那种方式——无用的事情让自己非常快乐，无用的事情满足不了他们的贪婪和自私。

2这一辈子都会承受

▲选自《绝对小孩3》（受访者供图/图）

漫画就像我的触角，在这几十年一直不停地往外触摸，现在把无数的触角收回来，放回嘴里舔一舔是什么味道，像蜜蜂采了花蜜之后放在嘴里，我的触角比蜜蜂多。当我回到漫画世界，我可以去打击这些微小的邪恶。

人是很好玩的，人的力量都不大。即使他本身也散发着微小的邪恶，未必能反抗别人的微小的邪恶。最后可能用微小的邪恶去对付别人，满足或者抚平自己曾经承受到的微小的邪恶。

有些可以画出来，有些其实是画不出来的，因为它甚至没有办法构成笑点。很多人喜欢我的作品，正是那个微小的邪恶让他会心一笑，他可能从里面感受到别人的邪恶，和他本身就存在的邪恶。

它就像有一天你不小心被刀割了，你只觉得被割了，甚至没有感觉。多年之后，那已经成为一个刀疤，你看到那个刀疤才把所有的事情回想一遍。疤痕已经不痛的时候，你可能更清楚地感受疤痕。痛的时候，你只会感知到痛。

如果我也莫名其妙产生这种恶意，我立刻知道，原来那个就是我身体内微小的邪恶，我认为每个人都有。我希望我能够把它压掉，否则我会瞧不起自己，就如同我瞧不起曾经对我施展微小的邪恶的人。

我有一点怨恨拿漫画当职业。很多人利用了这一点，那个过程让我蛮受伤害的。漫画本身会带给我快乐，但是这个快乐竟然最后会变成让我很难受的主要原因，我就对自己很失望。那个时候我就跟曼伦（朱德庸太太）讲，我不想再画了，我想退休。退休的话，我至少把微小的邪恶从此关在门外了。

后来，我认识到，不管你有一丝丝可利用的价值，或者毫无利用价值，微小的邪恶都会渗入，你都挡不住。

我知道自己有亚斯伯格症之后，我接受，也原谅了自己的小时候。我还是继续创作漫画，但是我会想办法让创作过程单纯化。因为我接受了，跟所有的人一样，这一辈子都会承受微小的邪恶。

每个人在整理、反思自己人生的时候，一定有一部分是属于很隐私的，并不是没有办法说出来，而是说出来也不会有人了解。相当于你吃一顿美食，对方坐在那里看你吃，你就算形容得再仔细，咸度、甜度、辣度从1分到10分，他都没有办法收到那个真正的点。人要交换一些真正属于自己、很隐私的部分是蛮难的。在某种程度上，人可能注定是孤独的。

3最自在的时候我只是一个符号

▲在《绝对小孩3》中，朱德庸写道：“如果有时光机器可以回到过去，我只想抱抱小时候的自己”。（受访者供图/图）

人其实很容易迷失，尤其1998年、1999年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工作过度。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不被重视的小孩，从来没有人对我抱过任何希望。我小时候很喜欢画画，唯一支持我的就是我父亲。当时整个社会氛围就是想画画，就准备饿死。直到我当兵前，一次很巧的机会，有杂志跟我邀稿，我画了。老实说那个机会真的是瞎猫碰死耗子，完全没有想到后面可能有的发展。

等我服完兵役，我画的《双响炮》竟然就火了。就像一个穷困的小孩捡到一个神灯，一摩擦精灵就会出来问你要什么，我拼命地摩擦，漫画不但变成我的职业，而且竟然让我获得别人的肯定，包括所有的亲戚、邻居、同学，对我不抱任何希望的人。 对我来讲，那是可以满足我、甚至修补我破损的内心和灵魂的方式。我不停地画，只要透过我的画得到一切肯定。那是我从小到大没有经历过的。那个时候，我画到最多可能有十几个专栏。我不但画专栏，广告代言找我，用漫画做信用卡的，我也做；台湾当时最火的一家百货公司用我的漫画做橱窗，我也做。最后我变得有点麻木不仁，生活里只有工作，当我停下来，才发觉其实我已经变成一个工具了，后来那几年我不想画了。

我从来没有习惯过所谓的成名，我甚至没有意识到成名这件事情。我很少出去应酬，所以也没有办法享受到所谓的名气。我其实是一个比较害羞的人，以前我跟曼伦走在街上被人认出来，人家跑来问：“请问你是朱先生吗？”我都给他说“我不是”，就走了。有一天，曼伦实在受不了了，她说“你不可以再这样了，你这样有一点侮辱别人”。后来在路上碰到有人来问，我都说“我是”，我再跑掉。

我觉得可能跟童年是有关系的。我的童年从来没有受过褒扬，一直都是在自卑中过下去的，这种感觉影响到现在。我没有办法享受名气，因为会让我不自在。

我有一次想，什么是我最自在的时候？从小时候到现在，我没有自在过，只有在当兵的时候，现在回想起来很有趣。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成名，更重要的是，服兵役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是。

我们那个时候要当一年十个月的兵，在一年十个月的岁月里，它强调，你是不存在的。没有“你”这件事情，团体一个命令、一个动作，你也不要想别的。如果班长问你，“你为什么那样做？”如果你说，“我想可能这样子……”班长就会骂你，“你根本不需要想，你知道吗？”

我因为做行政，有时候要到街上采买、办事。我穿着军服、走在街上的时候，我连我都不存在。小时候，邻居看到我说，那是朱家的小孩。我是学生的时候，人家都会知道你叫朱德庸。但是当兵的短短七八个月里，我走在街上，穿着军服，就是一个符号。在那个符号里，甚至连我都不存在。前些年回想起来，我才发觉原来我这一生最自在的时候是当兵，我只是一个符号，我是不存在的。

4人都开始同质化了

▲选自《绝对小孩3》（受访者供图/图）

小时候，我最早玩的是虫子，因为我觉得虫子很好玩。一个暑假，我把我家院子所有的虫子全部都玩遍，从蜜蜂、蜘蛛、蚂蚁、蟑螂，到任何一种昆虫。但后来我对它们不感兴趣的原因是，昆虫有它的生存模式、天性，玩到某个程度，你会发觉它们的变化是不大的，从那个时候开始，我把好奇心放到了人的身上。

这几十年，随着经济进步、科技发达之后，我觉得人的多样性已经没有了。我以前是一个喜欢跟踪人的人。不管在台湾、大陆，还是在日本，当我看到某些吸引我的人，我就会跟踪他们。我想知道他们接下来会做什么事，去哪里，他们脸部的表情是怎么样的，一直跟到我没有兴趣。

我发觉，现代人跟我小时候玩的虫子一样，再也没有引起我好奇的地方了。每个人内心的个别性变化越来越少，可能因为大家追求的目标都一样了。我常常觉得，人为什么还要去研究人工智能，其实人已经越来越单一化了。等人工智能发明了之后，机器人变成人，人变成机器人。

外面的世界越来越模式化，现在的城市几乎都长得一个样子，生存在城市里的人都开始同质化了，他们的目标几乎就是发财、过更好的生活。特殊的人越来越少。

最早在创作的时候，我对人的兴趣是最大的。这几年，我对于跟踪人这件事情已经没有兴趣了，他们再也吸引不了我的注意力或好奇。我开始慢慢把注意力放到自己的身上，从自己身上挖掘——我到底经历了一个什么样的人生，到底有多少外界的因素影响了我。

商业化毁坏了大部分创作者，真正的创作者会越来越少。现在的创作者不再单纯了，全部都伪装成经营者。当创作者不再单纯，我认为他就很难创作出真正感动人的作品了。他会忍不住包含很多商业的期望，那会剥夺掉创作真正的纯粹。

亚洲创作者除了被所谓的商业化毁坏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很大的冲击，我称为“亚洲人的冲击”。亚洲完全接受了西方文化、观念，而我们并不是真正的西方人，所以当我们接受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文化、观点都丢失掉了，不管是人为的破坏或者是不在意，它开始变得残缺不堪。这种混乱会影响创作者的方向、想法。

创作者希望变成经营者，不再仅限于创作。照理说，创作者应该很专心地从事创作，不必管外面的反映。

宋人画的那些图，放到现代来，谁会那样画？不可能。《清明上河图》再也没有了，因为画画的人再也没有办法像苦行僧那样过日子了。即使他已经可以温饱了，他都不愿意。现在的商业模式把人的一切都改变了，这是一件很悲哀的事情。人已经把自己当做一个能够变现的器具了。

我跟一个朋友吃饭，他问我：“你现在还这样子，拿一支笔在纸上面画吗？”我说“当然，还是这个样子”。我不希望创作过程里有任何东西阻隔了我跟笔、纸之间的接触。用电脑去绘图，没有办法实际接触到内心的感觉。对我来讲，我的灵魂就被科技吸走了。我创造出来的东西再也没有办法从脑子到手、笔尖、纸，像电波一样，再从纸反弹到笔尖、纸、手，再反弹到我的大脑。

可能我永远不会科技化。就像我对手机、电脑的看法是一样的。我是一个反手机、反电脑的人，手机跟电脑都是违反人性的，而且我始终相信，科技不始于人性，也不符合人性，它阻隔了我们对内心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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