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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书推荐——金宇澄
《繁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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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篇关于上海最有质感，最极致的长篇，一万个好故事争先恐后，冲向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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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宇澄的写作缓慢、谦恭，如同一次漫长的等待。他发表于二○一二年度的长篇小说《繁花》，新旧交错，雅俗同体，以后撤和迂回的方式前进，以沪语的软与韧，抵抗话语潮流中的陈词滥调。经由他的讲述，一衣一饭的琐屑，皆有了情致；市井与俗世的庸常，亦隐含着意义；对日常世界的从容还原，更是曲处能直，密处能疏。他的写作，有着话本式的传统面影，骨子里亦贯通、流淌着先锋文学的精神血脉。他把传统资源、方言叙事、现代精神汇聚于一炉，为小说如何讲述中国生活创造了新的典范。

金宇澄所著小说《繁花》正式发表于去年底的《收获》（长篇专号秋冬卷），同时被中国小说学会评为“2012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已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单行本。

这是一部以大量的人物对话与繁密的故事情节为主的长篇小说。35万字里，一个上海，两条故事线索同时推进：从上世纪60年代到“文革”结束；从80年代到新世纪初。几个上海男人贯穿始终—阿宝、沪生、小毛、陶陶；形形色色的上海女人轮番登场—蓓蒂、淑华、梅瑞、李李……“文革”前后的底层生活暗流涌动，有滋有味；90年代声色犬马，流水席里觥筹交错，活色生香，人情澎湃。

“人生如花，书中大段关于花、树的叙事，七十多位女性人物，可说是‘珠环翠绕’，光线、颜色、气味，在人世摇曳，加之盛开与枯萎姿态的上海，包括传统意义的繁华城市的细节，是花团锦簇的印象。”金宇澄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专访时这样诠释书名“繁花”的寓意。

作者手绘的上海地图成为了《繁花》书中的一大看点。

而《繁花》的最新颖之处，在于其退到了传统“话本体”的语言表达。全文以沪语行文，金宇澄解释如此安排为“口语铺陈，意气渐平，如何说，如何做，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以各自语气、行为、穿戴，划分各自环境，过各自生活。对话不分行，标点简单”，不动声色中将上海30余年惊心动魄的蜕变忠实呈现。

明确拒绝追问内心世界

故事一开篇讲上世纪90年代，步入中年的上海男人沪生路过菜场，被卖蟹小贩陶陶拦住。“陶陶说，长远不见，进来吃杯茶。沪生说，我有事体。陶陶说，进来嘛，进来看风景。”一来一回，两人闲聊了一会儿，从陶陶的老婆聊到光顾蟹摊的女主顾，其间沪生慢悠悠回忆前女友的往事，陶陶讲了一段菜场里卖鱼女人和卖蛋男人的偷情故事。

有关偷情的段子在《繁花》里比比皆是，无论是阿宝与李李、陶陶与小琴还是康总与梅瑞、徐总与汪小姐—在上海作家协会近期举行的“《繁花》研讨会”上，甚至有评论家打趣说，这部小说“写尽了时代情欲的洪流”。

但这恰恰只是《繁花》中比比皆是的“表象”之一。“上海，造在地狱上的天堂。这个母题（意指偷情）在《繁花》中的重复出现，没有往昔的阶级批判或都市迷惘，而是显示着个人与意义的断裂。《繁花》中成年男女欲望的放纵，不过是贪恋‘荷花根’以摆脱黑暗的泥泞，希冀攀上天堂，反而跌下地狱。”评论家黄平在《从“传奇”到“故事”—<繁花>与上海叙述》一文中这样诠释，“这种基于食色的欲望化的生活既是高度流动的，也是高度静止的，小说意义上的‘人’不复存在，生命的成长已然终结，一切支离破碎。”《繁花》中的男主人公之一小毛说：“饭局有荤有素，其实是悲的。”人生也如饭局，在金宇澄笔下，无论荤素，都是悲的。

整部小说完全放弃了对人物心理的描写，也可以说是作者明确了“拒绝对内心世界的追问”。扉页题记首先就来一句：“上帝不响，像一切全由我定。”众多人物间除了对话，频频可见“小毛不响”、“沪生不响”、“阿宝不响”，让题记显得更加意味深长。小说结尾再次强调了这一点。沪生和阿宝站在苏州河畔，沪生问：“阿宝的心里，究竟想啥呢？”阿宝笑笑：“搞不懂沪生心里，到底想啥呢。”

“不响”似乎就成了这部看似没有主题的小说最好的引线，几十、几百个“不响”将两段时代中发生的一个又一个如珍珠般的故事串联起来。“潜意识没有历史，对于潜意识的压抑则是高度历史化的”，无论穿越如何热闹的生活，上海人的骨子里也是沉默的，这份内心的沉默同样维系着阿宝与沪生成年后的个人尊严。

网上连载让“写作进入现场感”

有意思的是，这部备受好评、意味深长、形式新颖的小说，最初以网上连载的方式成文—在上海的“弄堂”论坛上，金宇澄以网名开帖，每天用本地语言写两三百字的漫笔，“开无轨电车”（沪语指跑火车），漫述城市的昔日场景。

金宇澄生在上海，早年在黑龙江插队，回沪后工厂待过，喜欢交往，熟知上海滩许多地方的马路弄堂，凡流行风尚、吃喝娱乐也并不陌生。上世纪80年代开始任职《上海文学》。早年著有中短篇小说集《迷夜》，随笔集《洗牌年代》等。此后二十多年没有动笔。作家西飏提及，“老金在写小说之前，主要是‘说’。在各种聚会、饭局中，他滔滔不绝，包袱，大故事套小故事，像魔术师从帽子里拉出花来。《繁花》是他中止小说创作时间20年后重新拾笔之作，也是口头故事的纸面淀积。”

“《繁花》是无准备中完成的，可说是一个无意识的状态下写了这个长篇。”金宇澄这样介绍创作过程，“起因是我想在网上，写一些无名无姓者的市井事迹，于是起了网名，上去开帖。我经历了80年代的手写稿时代，小说写在格子稿纸上，编辑阅读手写稿，得到读者反馈，过程更缓慢，等得更久。现在匿名写到网上，就有了意见，带来奇怪的促进作用，与闭门面壁的感觉完全不同。”

帖子发出去，开始有人蹲守等候。“老爷叔，写得好。赞。有意思。后来呢？爷叔，结果后来呢？不要吊我胃口好吧。”类似这种的跟帖吆喝，对长久习惯于阅读纸稿的金宇澄来说，显然颇为刺激。“写作进入一种现场感，以前的一切经验过程消失了。与读者的关系，简单热情逼近。我每日一帖，忽然就明白，一旦习惯了这个节奏，投身其中，会得到推动的力量，调动出活力。帖子逐渐增加字数。后发现不行了，是长篇的规模，我再回身仔细做人物表，做结构。我当时一直考虑的问题，并不是小说，而是如何串联，如何写得更可读，不让这些读者失望。”

来自网上的直接反馈或许正是成就《繁花》“好看”的最主要原因。5个月后，初稿30万字的《繁花》成文，金宇澄再一次四处找来圈内好友—反复阅读，提修改意见。最终成稿35万字。

“必须重视内容与读者，不是我说说而已。我没有‘读者必然会读’的自信。记得有一次，我退了投我们杂志的作者稿子，作者说：‘我的稿子，全部到了发表的水平。’这话的意思，是说我阅读有问题，仿佛文学高人一等，需要更高的慧眼来看。可惜，文学在我眼里，不是庙堂，也不是低下的品质。我喜欢取悦我的读者。很简单，你写的东西，是给读者看的。旧时代，每一个说书人，都极为注意听众的反应。先生在台上说书，发现下面有人打呵欠，心不在焉，当夜回去就要改。我老父亲说，这叫‘改书’。”

于是不难理解，金宇澄眼下最关心的就是各地读者对《繁花》的阅读体验。上海人读来怎样？江浙人读来怎样？东北人读来怎样？同龄人读来怎样？小辈人读来怎样？传统文学读者读来怎样？网络文学读者读来怎样？在金宇澄的心里，《繁花》的读者绝不仅仅只是上海人。

《繁花》式传统话本体：

背景1：上世纪60年代，十岁的阿宝与六岁的邻居蓓蒂热爱搜集邮票。

有一天，蓓蒂对阿宝说，私人可以印邮票，阿宝想印啥。阿宝想想说，上海好看的花，是啥。蓓蒂说，我欢喜栀子花。阿宝说，树呢。蓓蒂说，梧桐树对吧。阿宝说，马路上卖的茉莉花小手圈，小把栀子花，一堆羊毫笔尖样子的白兰花，三张一套邮票。蓓蒂说，赞的，还有呢。阿宝说，梧桐树四方联，春夏秋冬。蓓蒂说，不好看。阿宝说，春天新叶子一张。6月份，梧桐树褪皮一张，树皮其实有深淡三色，每年部分褪皮，好看。秋天，黄叶子配梧桐悬铃一张。冬天是雪，树叶看不到，雪积到枝丫上，有一只胖胖的麻雀，也好看。蓓蒂说，不欢喜。我其实欢喜月季，五月篱笆的“十姊妹”，单瓣白颜色，好看。阿宝说，一枝浓杏，五色蔷薇。以前复兴公园，白玫瑰，十姊妹出名。蓓蒂说，粉红，黄的，大红，紫红，重瓣十姊妹也好看，可以做一套吧。

背景2：上世纪90年代，陶陶为沪生讲述菜场里一对露水鸳鸯被捉奸。

下面望风的小徒弟，喉咙山响，因为车间机器声音大，开口就喊，不许逃，房顶上有人，看到了，阿三，不许这个人逃……这一记吵闹，还得了，前后弄堂，居民哗啦啦啦，通通出来看白戏，米不淘，菜不烧，碗筷不摆，坐马桶的，也立起来朝外奔，这种事体，千年难得。沪生说，好意思讲到马桶，再编。陶陶说，真是事实呀，居委会干部，也奔过来，四底下吵吵闹闹，轰隆隆隆隆，隔壁一个老先生，以为又要搞运动，气一时接不上，裤子湿透。沪生一笑说，好，多加浇头，不碍的。陶陶说，句句是真，只是一歇工夫，老公跟徒弟，拖了这对露水鸳鸯下来，老公捉紧卖鱼女人，徒弟押了卖蛋男人，推推搡搡，下楼梯，女人不肯出门，老公说，死人，走呀，快走呀，到居委会去呀，卖鱼女人朝后缩，卖蛋男人犟头颈，等男女拖出门口，居民哇一叫倒退三步。

“小毛去世关掉了我的一扇门”（访谈来源：时代周报）

时代周报： 《繁花》出世前，大众对你不熟悉，但其实你出道很早，据说跟孙甘露同一年代。

金宇澄：我从1984年开始写作，曾获过1985-1986年和1987年的“萌芽短篇奖”、1988年的“《上海文学》短篇奖”。1986年，甘露与我参加了作协办青年创作班。之后，甘露的《访问梦境》与我的《风中鸟》，刊于该年9期《上海文学》。甘露的小说，显示出独特的、具有革命意义的文学才华，引起文坛震荡。我的《风中鸟》完全是现实主义写法。

时代周报：后来二十多年间，你没有再写？

金宇澄：对，1987年我到了《上海文学》做编辑。做一个好编辑需要挑剔，因此很难在白天挑剔别人的稿子，晚上鼓励自己写小说。上世纪90年代初我在《收获》发了数个小说后，工作影响了创作热情，因此停笔。

时代周报：再一次提笔就写出了《繁花》。

金宇澄：这部小说看上去有很多故事，别人都以为我记忆力超群，能记住那么多事情，实际上我并没有刻意搜集。很多故事就是在饭局上听来的，比如那个日本老头的故事，那个小保姆嫁外国人的故事等。但只要听那么几句话，精神头就有了，关键的、鲜活的、意料不到的东西也有了，你完全可以发挥。再比如小琴的故事，就是我从电视新闻里看到的一条社会新闻。好故事听到了，我不做笔记，就是在心里过一遍，到写的时候集中起来，无意中就呈现了一种城市生态。这个世界就是由各种各样的故事组成的。我心里有数，上海的一些曲艺人士会来我这部小说里找好玩的地方。

时代周报：可以说这部小说里的很多人物都有原型？

金宇澄：是的。只是有些作了大量嫁接。文中的小毛也是生活中真实存在过的人。他是我好朋友，当年一起去黑龙江务农，火车上，他就坐我对面。回沪后他就在工厂里看门，虽然我后来做文学杂志的编辑，好像“高雅”了，但我们的交往还是很多。他会在过年过节拿着工厂食堂做的月饼来看我，说，不是给你的，是给侄子的。很多故事都是他讲给我听的。他去世了，这扇门就关掉了。我心里很难过。

时代周报：小说里有没有你自己？有人传言你就是小说里的阿宝。

金宇澄：虚构作品，意味着这句话，“请勿对号入座”。但是现实主义写作，如有了原型参照，就会更有力，当然，这肯定是作者揉碎了的、消化了以后的想象中的人了。有一位80后读者讲，《繁花》是“所有的人，似乎都是通过偶然事件临时聚起的，又会因为另一个偶然事件分开。在那些浮于表面的交往中，他们几乎不谈论自己，不表露内心世界，而是在不断地讲他人的故事”。她讲得很对。人生很多时候的交往场面就是这样的，她看出了我对原型的处理用意。

时代周报：你故意安排小说里的人物不表露内心世界，但有人读出了“《繁花》里面有大恨”。

金宇澄：我确实借《繁花》的人物说过这层意思—中文是非常智慧的文字。我们眼前这一代接一代的人们，一个一个故事出现，一种接一种价值观形成。中文里的“牺牲”与“牺牲品”，只一字之差，就有了云泥之别。我的问题是，谁是“牺牲”？谁是“牺牲品”？这是令人思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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