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春，北方大地的农民们呼吸着炙热的空气，抬头看着数月滴雨未下的天空，惊觉：大事不好。

数十年后，气象学家们写下，“那年是近百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最弱最偏东的一年”。祖祖辈辈耕种的农民们不清楚什么是“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人们看着龟裂的大地，老一辈告诉他们，四十年前的“丁戊奇荒”，又来了。

到那年夏天，旱灾已经席卷北至黑龙江、南至江西北部的辽阔大地，东北、华北、西北乃至华东都陷入灾情中，尤其京津冀地区，降雨量只有不到平常年份的一半，赤野千里，河流干涸，庄稼枯死，颗粒无收，存粮吃完后，人们摘树叶挖草根拔树皮为食，当能下咽的东西都吃完后，饥荒开始迅速蔓延，三千万人沦为灾民。

直隶顺德府灾前有十万九千三百人口，有三万一千二百八十人冻饿而死。陕西灾区里，“道殣相望，死亡之数，日以千计”。大灾之后有大疫，倒毙的饿殍在高温下很快成为瘟疫的源头，瘟疫在山东、河南数县爆发，“有发现疫疠之处，死亡枕藉，逃生无所”，以至于“户尸遍野，豺狼满道，几成禽兽世界”。

数以百万计灾民拖家带口逃难，奔赴东北的河北、山东的灾民络绎不绝，“除已经资遣或投奔乡戚者外，尚有二万余人，在皇姑屯、塔湾等处露宿，终日乞讨，亦难一饱，惨苦不堪言状”。除了涌向东北、新疆，还有的涌入北京，街头小巷满是衣衫褴褛的逃荒饥民。

为了活下去，妻儿被卖，时人写道，“灾民当儿女卖出时，莫不痛哭失声，事后悔恨而自杀身亡者也大有人在”。

灾难并没有收手，那年12月16日，甘肃海原突发了一场8.5级大地震，不但甘肃、宁夏，陕西、山西、河南等省数各地区也被波及，这场百年最强烈的超级地震，造成了28.82万人死亡，超过30万人受伤，房屋倒塌难以计数，幸存的人缺衣少食，“数十里内人烟断绝”，在发给北洋政府的电报里，甘肃督军写道，“瑟缩露宿，匍匐扶伤，哭声遍野，不为饿殍，亦将僵毙。牲畜伤亡散隅，狼狗亦群出噬人”，“几如世界末日将至”。

祸不单行，年底一场大雪降临河南南部，惊魂未定的灾民陷入冰天雪地，很多人冻死在逃难路上，“千山之中，万壑之间，往往有全家老幼冻饿以死此道途之上，冰天雪地，饿殍枕藉，比比皆是”。

旱灾、饥荒、蝗灾、瘟疫、大地震、雪灾反复洗劫着北方大地，50万人死于旱灾和饥荒，近30万人死于地震。天灾难绝，人祸更凶，从1916年起的军阀混战进入到第4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战区在受旱灾最重的京畿、河南、山东，战区内“房屋早化灰烬，百姓流离失所，无家可归”。

天灾人祸，近百万中国人在哀嚎中悲凉地离开了苦难的人世间，可能，连个矮矮的坟头都没有。

01

崩溃

彼时已经是民国九年，袁世凯已在4年前就死了。

但北京城更为混乱，清朝崩溃后，中华大地很快沦为“武夫治国”，北京城头不断变幻大王旗。北方灾荒蔓延时，掌握权柄的军阀们正忙着抢夺权力，那年一月，直系军阀吴佩孚就密谋“倒段”，而盘踞北京的段祺瑞也在积极防备。

7月14日，战争正式爆发，不到一周就分出了胜负，19日，段祺瑞通电辞职。直、奉两军开进北京，共同控制了北洋政权。

战争虽然只有5天，但给老百姓带来的灾难却是深重的。“战线以内，几尽焦土，即兵车所至，亦鸡犬一空，延袤数百里，村舍荡然，流离载道”。河南西部被西北军、直军、奉军反复拉锯，所有军阀都索要粮草军饷，洛阳、偃师等县民间被搜刮一空。土匪乘机蜂起，大肆焚掠。皖系兵败后，溃兵加入匪帮，势焰大涨，在洛阳等地抢掠，上百个村庄被付之一炬。豫西旅京救济会在《豫西灾情报告书》中悲愤地写道：“人民不死于荒，即死于匪；不死于匪，亦死于兵差矣”。

在当时，军阀的大兵并不是保家卫国，与土匪无异。局势的动荡，各地方也忙于自保，对那些扒上火车沿铁路线逃荒的饥民，“到境之时，该地方官厅往往禁止下车，迫令返回原处，灾民等在车站冻馁过久，时有僵毙”，在京汉线，“由保定至琉璃河，沿铁路一带霍乱盛行，死者比比”。

当战争结束，直奉系控制的北洋政府终于肯腾出手来救灾了，但8月才拨款二、三万元赈济直鲁豫三省，连毛毛雨都算不上。到9月，北洋政府才姗姗成立筹议赈灾临时委员会，10月在内务部成立督办赈务处，综理华北五省旱灾赈济及善后事宜，派遣专员到受灾各省会办赈务，筹款运粮，开设粥厂。当时国库早就亏空，为了筹集资金，北洋政府以海关附加税为抵押向英美日法四国银团举了400万外债，加上公债、附捐、募捐，共筹集了1133万救灾款。

当时救灾所需上亿元，一千多万本就不够，可直系首领曹锟一人就贪污了其中三百余万元，被他挪去贿选了。上行下效，各级军阀、官吏纷纷截流救灾款，层层盘剥，真正到灾民手里时，已经所剩无几，甚至就是那几个铜板，也可能被当地的恶绅拿走。

对于军阀们来说，死“区区几个老百姓”算什么呢，这个军阀集团只关心手里有多少兵，占据了多少地盘。有兵有地盘就可以作威作福，所搜刮的钱财有7成用于支付了军费和债务费，前者是收买笼络小军阀、兵痞，后者是孝敬列强换取支持。

北方大地数十万饿殍成了北洋糟糕统治的祭品，茫茫荒原上的冤魂们无处申冤。

被迫无奈，当年11月，北京（国际统一）救灾总会邀请各地的赈灾团体，组织召开了赈灾联席会议，社会名流、商人们纷纷参与，筹集救灾款，积极救灾，接济灾民。

其实，1920年的灾荒早有预兆。从1886年到1920年，中国每年净进口粮食在20万吨到35万吨之间。粮食不够吃，但北方各地的军阀却扶持起了鸦片种植。虽然当时北洋政府明面上继续禁烟，但英、日等列强在控制的大连、胶州、澳门、香港等地走私鸦片、吗啡猖獗，深入到内地。烟土屡禁不绝，消费巨大，军阀们就动起了心思，河南、陕西、山西等省很快大规模种植，在陕西中部、西部“把有用的土地，十有九种成毒苗”，大大小小拥兵自重的军阀在割据的地盘内，无不把“鸦片为绝大利源，于是包庇贩运，抽收烟税，明目张胆行之，甚而至于强迫人民种烟，借收亩捐，而裕铜糈”。

土地除了用去种毒苗，还种棉花等经济作物，被军阀和投靠的商人们卖给棉纺厂获利。唯独，减少了粮食种植。而河南、陕西正是1920年饥荒最严重的省份，在鸦片贸易中大发横财的军阀这时候却不愿掏钱救灾。

粮食不够吃，要进口，但饥荒之年，却有大量粮食出口，本来大米的出口在1919年以前一直只有几万担的出口，但1919年突然上升到146万担，到了饥荒的1920年仍高达37万担。更为吊诡的是，1920年居然是中国面粉出口的小高峰，总量甚至超出了之前数年总和。

一来是，当时中国面粉工业快速发展，约有100家机制面粉厂，进口外国便宜的小麦研磨成面粉，再出口赚差价；二来，是当时北方的灾民根本没钱购买。以直隶沙河县为例，春季米价是1斤/6枚铜元，到夏季涨到了1斤/12枚；河南在春夏之交，生麦1斤/80文，到9月已经飞涨到1斤/200文。稍有资产的农户为了买粮，不得不卖房、卖地、卖牲畜，散尽家财。至于没钱的，唯有等死。

同样煎熬的还有海原地震灾区的灾民们。地震发生后，地方政府边自救，边联系上级政府，但此时甘肃省内陇东、陇南与省会兰州已经交通中断，信息不通。甘肃虽有电报设施，但震区详细情况未能通过电报线传送出去，直到震后一个月，固原电报局幸存员工才在用席子、门板搭起的棚子里，发出第一份电文，外界才详细知道震区惨绝人寰的状况。

即便知晓了灾区的惨况，当时甘肃的军政大员们却忙于争权夺利，督军兼省长张广建虽致电求援，但任期利用心腹朋党贪污成风，财政也无法维持，汉回各族将领及乡绅纷纷反对，张广建干脆将搜刮来的大批金银细软、字画等财物偷运外地，丢下灾民，离开甘肃去天津做寓公了。

北洋政府得知灾情后，直系奉系正忙着瓜分权力，没有及时有力地开展救灾活动，地震发生数月后的第二年，才从内务、教育、农商三部协同派委员谢家荣等6人，搭乘京绥火车到绥远，取道宁夏，辗转到达皋兰、固原、平凉，走访重点灾区，花几个月完成了《民国九年十二月十六日甘肃及其他各省之地震情形》调查报告，这份报告是北洋政府对这次震灾所采取的唯一看得过去的措施。

救灾全靠社会团体尤其是甘肃震灾委员会等组织筹集钱款赈灾，他们多方筹集资金，招募民工逾千人，疏通河道、修复桥梁、修筑道路。此外还有国内外志愿者纷纷捐助资金，成立救助组织，冒着酷暑严寒步行在甘肃大地上开展救助活动，治疗伤病患者，帮助灾民重建家园。

当然，黑暗的官场也有微光。地震发生后，静宁县知事周廷元迅速打开县粮仓赈济灾民，从本地商人手中购买衣物送给灾民，从县仓库中取出70多顶帐篷搭建给灾民居住，捐出自己的俸禄并募捐，以工代赈，召集灾民，疏通堰塞湖，避免了水灾二次灾害，为万民所称颂。

只是，这样的好官太少了。近30万震区灾民没能熬过辛酉年除夕。

02

嘈杂

那一年，对未在灾区的老百姓，日子同样也不好受。

北洋政府机关人员、教师欠薪数月不等，甚至有欠了20个月的，连总统府的办公经费也数月发不出，整个政府系统濒于失能。连看似账面工资颇丰的大学教授们也穷困潦倒，忙于讨薪。

在最为富庶的上海，夏秋之际，米价从每石七元暴涨至十六元以上。而一般工人每日每人所得的工资两角、三角、四角不等，当时的观察家写道，“每人一日所消耗的，断不止两三角。譬如一日食米一升，小菜薪火决不下六七十文，仅仅这两种合算来，就已经超过两角，房租衣服，又从何处开销呢？”

在“南陈北李”的发起下，1920年5月1日，上海的工人们过了第一个劳动节，为此《新青年》隆重推出篇幅达400页的“劳动节纪念号”，详细记载了对各地各行业工人的调查情况：1、丝厂:无锡丝厂工人工资最大每日三角五分，最小每日八分；上海丝厂工人最多三角六分到四角，最低约一角五分，工头每月约二十元。2、织布厂：上海织布厂工人最多每日二角六分，最少每日八分。3、面粉厂：北京面粉厂工人每月七八元至十一二元；无锡面粉厂工头每月约二十元，工人最大十元，最小四元。4、矿务局：唐山开滦矿务局工人中，头等气电机匠每日一元至一元八角五分，二等气电机匠二角五分至一元，井上小工二角至二角五分，井下小工二角五分至三角五分。5、铁路工人：唐山京奉路制造厂工人中，匠目、工匠每日三角至一元八角，工徒自二角二分起，每年增薪一次。等等。

工人们这个收入，如果粮价继续暴涨，生活很快就受到了影响。粮价上涨使囤粮的地主商人获得了收益，饥民们挨饿，工人们被迫无奈强烈要求增加工资。

缺少组织的工人们，很快就在厂主、经理、大班们应许每日加5分工钱后，就安心回去上工了，每日继续劳作12-14个小时。他们并不知道自己的权利，直到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才在白克路（今凤阳路）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当天，孙中山、陈独秀出席，近千人参加。

工人们怕失去工作，因为能替掉他们的人太多了。

1920年中国到底有多少人口？

1910年，当时的清政府做了第一次人口普查，统计得出总人口是4.03亿人口，10年后，学者们依据不完整的资料整理认为当时人口在4.47亿左右，其中江苏、山东、浙江三省人口密度最高，江苏的人口密度高达314人/平方公里，山东超过190人/平方公里，浙江接近180人/平方公里，河南、直隶两省人口密度170人/平方公里。此外还有湖北、江西、安徽、湖南、广东、福建人口密度在100人/平方公里至149人/平方公里。

“过密化”一直是东部平原地区的梦魇，自耕农人均耕地面积狭小，难以养活家庭，更为严峻的是，由于缺乏动员和规划，修建不了大规模水利设施，对洪水、干旱都束手无策，农业技术迟迟未有进步，导致农民们耕种所得尚不够糊口，难以大规模商品化，即使进口大米加上运费价格稍高于国内大米价格，仍大规模进口弥补缺口。而需要机械加工的面粉，外商也一度有巨大优势。

“过密化”、饥荒使得大量农业人口要转移，被迫背井离乡谋生路。在福建厦门一带，人均耕地面积持续缩小，各种作物产量减少，大量年轻人抛弃耕地，下南洋。河北、山东的农民大批向东三省移民。而江浙徽的农民则涌向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上海、武汉等城市人口迅速增加，其中上海市人口超过了250万。

一战期间，受益于列强无暇东顾，以及战争物资需求，中国沿海沿江的近现代工业有了一波快速发展，1912年至1920年中国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3.4%（有其他学者测算是7.7%），这在国内局势动荡年代，简直是奇迹。

与当时在饥荒下挣扎求生的华北大地相比，沿海沿江城市工商业的发展更显得魔幻。彼时的中国，已经不单是“二元经济”（传统/殖民经济、半封建/半殖民经济、乡村/城市经济）可以解释的了，它在宏观层面已经被分割成了一个个被控制的“孤岛”，缺乏统一的中央政府行使主权和行政权，微观个体的命运如飘萍般听天由命。

在地方军阀控制的农村地区，百姓穷困潦倒，生存困难；而殖民者控制的大城市，租界林立，则虹吸了周边的人口和资源。工人工资相对于农地产出有较大优势，是后者的3倍，加之外粮的冲击，江浙一带农地价格相对下跌，除了农民进城务工，很多乡下地主宁愿卖掉田地，搬去城市居住，旺盛的需求导致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城市的土地、房租价格暴涨，可谓寸土寸金。

1919年前后，中国产业工人总数增长到200万人左右，加上其他非产业工人，已经超过2000万。1920年，上海是全国各地工人人数最多、工人比例最高的城市，产业工人约有30万人，加上其他行业的工人，总数超过50万，占人口比例的20%。房东可以收租，而工人所得除去房租、吃穿用度，已所剩无几。

幸好城市的工作岗位还在持续增加。1912年-1919年，因需求和“人口红利”，华资纺织业、面粉业发展最快，火柴、榨油、造纸、化工等轻工业也发展迅速。到1920年，全国工矿企业增加到1759家，资本额50062万元，分别增长了152%和51%。高涨的“国货运动”，一度在某些领域出现了华资产品份额快速赶超，荣氏家族成为名噪一时的工业巨子。

但即使经过多年高速增长，彼时中国整体工业实力还非常落后，近代工业占工业总产值比重也不到20%，大量生产资料依然依靠进口，能占到进口货物总值的28.5%，“工业进步只限于最主要口岸”。

机械制造业虽然有所进步，但没办法制造炼钢冶铁设备、纺织机械、发电机等机器，重要的原料大煤矿、大铁矿也大多是外国资本控制。交通运输方面，北洋政府共举债2亿2677万余元说要修筑铁路，结果大多被挪作军事、行政费用，没多少用于筑路，九年间总共修筑铁路不过一千零六十英里。无论是内河航运还是外海运输仍操纵在外商手里。也就是，上游原材料、中游设备、物流都被“卡脖子”，华资企业只有在下游暂时有竞争力，还局限在一个个区域市场里。

局部城市的繁荣带来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结果，那就是金融业快速膨胀。仅1918年、1919年两年，就有96家银行成立，股东们与当局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密切关系。此外，钱庄数量也快速增加，1920年，仅仅上海就有71家钱庄，所控制的资本超过了1913年的5倍。

银行-钱庄大踏步的发展，导致了一个颇为奇异的局面，那就是在工业、交通运输业等“硬实力”产业上，外资具有优势，但在金融业资本上，中国资本的规模却远超了外资。当时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关系极为密切，互相持股和输送。

到1919年，纺纱厂每支纱的利润比1913年增加了70%，钱庄的利润也增加了74%，一些重要公司的利润增加了20倍，有的甚至50倍，红利高达30-40%，有的甚至90%。受益于当时独特的“官利”分红制度，股东、债权人、钱庄分得了巨额报酬。至于工人工资，仅仅上涨了10-20%。大量农业人口的涌入，使得企业主有着极大的压价能力。

这波金融-产业的扩张，看上去是中资金融业的胜利，其实只是表面，庞大的华资金融业资本是建立在层层“加杠杆”之上的。

当时外资银行主要对洋行等外国在华企业融资，外国银行会将多余的资金拆借给中国钱庄，让其扩大经营规模。中资银行要求客户要有抵押品，而钱庄则要灵活得多，存贷汇、票据都可以做，加上中资银行的实缴资本其实并不多，119家银行总实缴资本不过区区1.5亿，所以不得不靠疏通政府关系发行纸币，以高利贷向钱庄贷款，又以高息揽储吸收极为短缺的流动资金，以不多的资本金，通过负债扩大规模。

存款和借款都是高息的，还要支撑发行币值，中资银行就不得不寻求高风险高利润的业务，除了购买政府公债、国库券，就是参与金融投机。1920年上海第一家由国人创办的证券交易所成立，仅半年时间就盈利20万元，一时刺激到了所有人，各种类型的证券交易所、商品交易所如雨后春笋般成立，上海滩的大佬纷纷入股，投机从股票、棉纱到煤油、木材、火柴等等所有能投机的标的。

银行和钱庄趁势将钱借给投机者，以证券抵押来换取贷款，两个月为限，赚取高利。投机者从钱庄、银行借来高利贷除了投机股票、商品，有的干脆找大佬合伙自己开交易所坐庄，炒自家股票。前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在滞居上海期间，也带着小弟们做起了交易所投机生意。市场越来越狂热，一些工薪阶层举债参与。

彼时并无中央银行，也缺少有强制力的金融监管机构，无人监管下，这场投机狂欢一直持续到了第二年，无数实业家、金融家、军政要员、普通人卷入其中。

其实埋葬这场投机狂潮的伏笔已经悄悄埋下，喘过气来的外商们在1920年搞起了倾销，以压制当时稍有崛起苗头的中国纱厂和布厂。尤其日本纱厂，以前把大部分棉纱卖给中国商人，由他们提供给织布中心，现在日商自己大力扩张机械化织布机，短短4年扩大了3倍规模。

缺少政府保护、最终贷款人支持的中国厂商，美好时光即将结束。金融超过实业的虚假繁荣难以为继，一年多之后，金融危机袭来。

03

道路

1920年春夏之交，湖南长沙爆发一场瘟疫，感染者头痛脚软，走着走着就可能倒地不起，7日内传染了几十人，死亡9人。人们惶恐不安，万幸的是夏季来临，高温之下，疫情很快就过去了。

瘟疫虽然过去，但三千万湖南人还是忧心忡忡，北方皖系、直系、奉系正在加紧备战，随时都可能爆发战争，湖南作为南北要冲，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双方的混战是否战火蔓延到三湘大地，谁都没有底，况且，彼时的湖南督军张敬尧出身皖系。

张敬尧此人横征暴敛、贪婪残暴，对湘人更是犯下了种种罪行，1918年，他所率的第七师在株洲、澧陵烧杀抢掠，无辜民众死者 10 余万人，战事结束，澧陵县城“仅遗二十八人”。

在1919年11月，范濂源、熊希龄等名流168人联名向北洋政府控告张敬尧在湖南的累累罪行，要求撤换掉他，“驱张运动”由此而起。当时湖南、湘籍人士、学子纷纷出工出力，将张敬尧的罪行公之于众，全国各界群起声援。

但彼时主政的皖系对湘人的诉求置若罔闻，站在了张敬尧这边。12月2日，就在平江各界举行驱除湘督张敬尧运动，联合发表《驱张宣言》时，张敬尧派武装镇压了长沙的焚烧日货运动，湖南人愤怒了，社会各界组成“驱张请愿代表团”，《湘江评论》前主编带领同仁分赴北京、衡阳、常德、上海等地开展请愿、宣传，在报刊上发表大量宣传文稿。

轰轰烈烈的“驱张运动”，并未能把张敬尧拖下马。但1920年6月11日，事情有了转机，湘系军阀谭延闿见张敬尧尽失民心，率3000人部竟击败了张敬尧的7万北洋军，将其驱逐出境。谭延闿主政了湖南。不久，北方直系奉系皖系混战，直系奉系联合驱逐了皖系，张敬尧改换了门庭。

谭延闿为了排斥外省军阀控制湖南，早就提出了“湘事还之湘人”的口号，重新主政湖南后，更是多次全国通电，宣布 “湖南自治” ，避免湖南重新成为南北方可能开战后的战场。这一提议说到了众多湘人的心坎，1918年战争的惨状犹在眼前，湘籍青年知识分子纷纷撰文支持，一时间，“湖南自治” 轰轰烈烈。

“湖南自治”吸引了全国的目光，当年10月，英国哲学家罗素、美国哲学家杜威到中国访问，26日罗素在长沙做了演讲，《大公报》邀请特约记录员做记录。罗素的演讲旁征博引，洋洋洒洒，但并未引起这位记录员的共鸣，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罗素的理论是，“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

现实要比罗素的理论世界要残酷得多。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掌兵的军阀割据混战。湖南的地理位置决定了，一旦南北重新开战，必为战区。而湖南战乱多年，财困民穷，整个湖南堪称近代工厂的企业不到30家，并无多少现代工业和实力，无法抵御“大风和海潮”。

在过去研究范式里，中国近现代是“冲击-反应”模式，所假定的是，传统中国是个“停滞”社会，缺乏内生性的改变和突破，西方列强的入侵，“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先从技术然后到制度再到文化的全面打击，中国传统的“天下秩序”解体，被迫缓慢向近代社会演进，其中又出现反复，每一波“冲击”，都有“回应”，近代社会发展完全被入侵所推动和左右。

这种研究范式现在被诟病带着“西方中心主义”，但从近现代经济分布来看，中国的经济变迁的确是被冲击的结果，彼时工人阶级在全国的比例还不到5‰，主要在被迫开放的沿江沿海大城市，从东到西逐级递减。幅员更为广阔的农村，还是传统农耕为生，数亿人被灾荒、地租、进口农产品反复收割，完全看不到希望。

并且自民国起，土地就向掌权的新贵们手里聚集。在湖南省新化“陈家有田五十万亩，聂云台家有十余万亩”，“赵恒锡家、刘坤一家、及洞庭湖畔多数湖田地主，其所在地都在一万亩以上”，诸如此类。

其他省的情况大同小异，大大小小军阀们拥兵自重，兼并土地、入股工商业，与新兴产业、金融巨头们联姻，他们背后也都站着列强和代理人，向列强、外资银行举债扩张军备，再出卖主权和领土、以武力搜刮民脂民膏、种植鸦片偿还债务。

而当时影响中国最大的列强正是日本，连罗素都敏锐看出，“日本人看哪一派系要赢，就给这一派的对头撑腰，这样中国国内还是乱局”。政治上的不统一，将会使得中国可能永远都沦为列强们的奴隶，“我们必须对以下三种可能进行区分。（1）中国可能受一个或多个白人国家奴役；（2）中国可能受日本奴役；（3）中国可能恢复自由。”

彼时四分五裂的中国滑落到悲惨的“寡头普力夺社会”，已经无路可退。

对于中国之未来，罗素只是泛泛地说中国人“很有必要培养爱国精神”，“建立有序政府，在中国人管控下发展工业，推广教育”，但如何在列强环绕、暴力横行的世界里实现这个目标，罗素并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案。

一战的惨烈和巴黎和会的“强权即公理”更是让很多知识分子对西方列强和说教幻灭。年轻的学子们无不忧虑和失望，“历史上凡是迪克推多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阀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他们决心寻找一条全新的道路。

 1921年7月，心身疲惫的罗素扶病返回英国，此后，他陆续在报刊上发表关于中国的评论。也就是在那个月，中国上海，在长沙曾给他的演讲做特约记录员的年轻人，与同志们共同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后记」

我在上海待了多年，现在旅居北京已经10年，每次走京沪线时，总喜欢靠窗，望着窗外掠过的大地，从冬季的萧瑟土黄，到夏季的郁郁葱葱，从江南的河网水田，到长江沿岸的山峦，再到华北大地的一马平川，穿过无数熙熙攘攘的城镇，回到这座千年大城。

北京、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两座城市。1920年，从上海到北京需要走沪宁铁路，在南京上渡轮，换乘津浦铁路客车，到了天津走京山铁路京津段。那年，在津浦铁路沿线，你会看到很多逃难的灾民，他们准备扒上火车，试图穿过干旱的大地和炮火纷飞的前线，逃往各方。

81年后，当我坐在京沪线高铁，翻阅资料时，当年的汽笛声、窗外的哀嚎声、远处的炮火声，仿佛并不遥远。

1920年的前一年，巴黎和会上，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却被列强欺辱，被继续瓜分国土和主权，国人无不群情激愤，“五四运动”轰轰烈烈爆发。1920年，天灾人祸，北洋政府草菅人命，举国深感非得找寻新路。1921年，就成了关键性的一年。

那么，1921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回到北京，看到《1921》上映了，那就去看看吧。彼时的上海滩，形势波谲云诡，日本加紧渗透，欧美列强和代理人把持着租界，严防进步力量。那些年轻人想尽办法躲避巡捕、间谍追杀，冒着危险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他们当中很多人，不过二十七八岁。

虽然在文字里无数次阅读过1921，但当观看到《1921》的影像时，熟悉的石库门里弄里，100年前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依旧让人心绪澎湃，那些年轻人真挚的理想，穿越时空，至今看来，仍让人动容。少年中国，从那一年步履蹒跚起步，前方强敌如云，身后国难深重，他们当中的很多人，用生命证明了对这片土地的忠诚。

那段历史终究不应该被忘记，尤其下一代，应该带他们去影院看看，重温峥嵘岁月。不忘初心，方不惧前路。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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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安祥等.《1920年中国北方7省(市)大旱的灾情及其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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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首涛.《1920年前后中国粮食进口问题初探》

李文海等.《中国近代十大灾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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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艳红.《1920年海原大地震与北京政府的对策》

王伟等.《论民国时期河南地权分配的趋势》

周利生等.《第一次世界大战与中国思想界的变化》

吴申元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

刘佛丁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

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年）》

罗素.《中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