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次贷危机后，世界经济步入“新平庸”。中国经济增速也出现下滑。这种增速的放缓，有多重因素使然：

1、体量效应。中国经济体量已经今非昔比，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每年5%的增速，每年的增量也相当于半个澳大利亚GDP。在这种阶段，继续保持8%以上的高增长是不现实的，因为那意味着对其他经济的挤出效应。

2、中国到达中等收入水平，面临成本上升导致的中等收入陷阱。原先靠低成本、低价格快速发展的“低垂的果实”已难持续。

3、原先的增速虽高，但属于粗放式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消耗、脱实向虚、贫富差距扩大，都成为现实制约因素。经济增速放缓，是高质量发展的必然，是回归合理的可持续增速。

4、赶超效应结束。之前中国具有后发优势，可以通过借鉴发达国家在制度、管理、技术上的经验，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别人几百年的路，实现快速赶超。如今，中外企业在管理上的差距已经很小，这意味着我们通过快速学习而实现高增长的空间已经被大大压缩。

5、投资空间的压缩。中国经济具有显著的投资驱动特征，中国投资率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要想富，先修路”，中国已经拥有堪称世界第一的基础设施。在一些地方，基础设施甚至已经超前建设。因此，通过基建投资拉动增长的边际效应显著递减。

6、从国际大循环向国内大循环的转变。2008年前的世界经济被哈佛教授弗格森形容为“中美国（chimerica）”，而这一“中国出口+美国消费”的模式如今已经被“修昔底德陷阱”笼罩下的“大脱钩”所取代。美国从霸权逻辑出发，发动贸易战、科技战，推动所谓中国之外的另一个选择的“印太经济框架”。在这种背景下，原先的诸多经济逻辑需要被重新设定，这一调整过程对中美、对世界都是痛苦的拆解。

但是，增速放缓不等于没有增长空间。事实上，中国依然是当今世界最具发展潜能的经济体。我们一方面要以平常心看待增速的下滑，另一方面也要激发潜能，为中国经济开辟新的增长空间。

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离不开几个关键动力：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农业生产力进步，国企改制带来的效率提升，民营经济的兴起带来的巨大活力，巨大的人口红利（包括3亿农民工的独特禀赋），持续近20年之久的房地产大牛市，中国出口席卷全球，基础设施的巨大投资（中国在2011年-2013年期间用掉的水泥，比美国在整个20世纪用掉的还要多）。

如今，房地产已成灰犀牛、出口面临脱钩压力、人口老龄化压力凸显、基础设施投资空间逼仄，很容易令人产生这样的问题：中国经济下半场靠什么？

对这一世纪之问，原副总理刘鹤2008年在《没有画上句号的增长奇迹》一文中给出了清晰且富有逻辑的回答。

刘鹤指出：

（1）中国要加快调整储蓄和消费的关系，逐步成为内生性的需求大国，为全球提供巨大市场。

（2）要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快技术进步和提高投资效率，提升服务业的比重，使产业结构和国内资源禀赋相匹配。

（3）李光耀走到我身旁对我说：“刘鹤，中国最大的挑战是城市化，10亿人口的城市化足以改变世界，但是你们的压力将是史无前例的。”在过去30年，我们大约转移了不到3亿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但却占用了将近10亿亩的农田，城市化付出的代价十分昂贵。我们需要认清潮流，从我国人多地少的实际出发，按照建立主体功能区和特大城市圈的思路，对混乱的城市格局做一次整合，以大城市为核心，整合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培育和创造符合中国在全球经济定位的大城市圈。

（4）中等收入阶层正在出现。但这个阶层的比重还是偏低，可能不足20%，难以支撑国内消费需求扩大和社会长治久安。

（5）创新是教育的函数，教育发展好了，创新成果将接踵而至。

笔者认为，刘鹤非常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中国下一阶段增长的五大关键因素：国内消费、自主创新、城市化、培育中等收入阶层、鼓励创新的教育。

刘鹤思路之必要性与可行性可谓一目了然：

—中国的居民消费占GDP不到40%，远低于60%的世界平均水平。要提升消费，必须培育强大的中等收入群体；

—中国的创新依然薄弱，近年来美国“卡脖子”更凸显创新的紧迫性和重大意义。创新离不开开放的教育；

——中国城市化率达64.7%，但户籍人口城市化率只有46.7%，远低于发达国家80%左右的城市化率。

然而，中国经济下半场的增长并非唾手可得，而是高度依赖经济体制改革。原因很简单，现在的体制制约因素不消除，新的增长空间就难以打开：

1、要鼓励创新，就需要推动简政放权、法治保障，实现法无禁止皆可为、有恒产者有恒心。与此同时，教育体制要更加开放、包容，鼓励创新思维；

2、要激发消费动力，就需要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提升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破解教育、养老、医疗、住房四座大山，这意味着政府投入的重点须从基础设施转向教育、养老、医疗、保障房等公共福利事业；

3、要推进城市化，就必须打破户籍制度的屏障，构建更具包容性的公共服务体系。

一言以蔽之，中国经济不乏增长空间，但唯有改革才能释放新的空间。从当前实际出发，以下改革应该成为重点：

1、进一步精简政府机构和人员，大幅度减少行政审批，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

2、大力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其要点包括：1）从资本密集型增长转型人力资本驱动的增长；2）启动以遗产税为核心的二次分配；3）政府构建托底型的社会保障和救助机制；

3、逐步取消户籍制度以及附着在上面的教育医疗等福利安排，代之以常住人口的积分制度，促进人口在全国范围内的自由流动；

4、大力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尤其是金融要素，让资本市场取代银行成为资源配置的主渠道；

5、大力推进国企与民企的“竞争中性”，国企逐步退出竞争性领域，实现国企与民企的公平竞争。

由此可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何以解忧？惟有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