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走势跟踪（1596期）增长底线、消费与创新（上） |
| 日期：2015/11/20 16:02:00 人气：2692 |
导读
11月3日，中共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和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议做的说明正式公布。其中关于增长速度的目标受到广泛的关注。如何保证6.5%的年均增速底线，消费与创新被很多人认为是其中的关键。尽管有部分观点认为这两者可能无法达到预想的目标，但也有很多对中国经济有实际了解的分析家认为，中国的消费能力还很强大，中国的创新潜力也很可观。本课题组将分两期将相关的讨论整理出来，供大家参考。
一、中国经济的增长目标与消费潜力
“十三五”时期增速底线为6.5%
11月3日，中共中共关于“十三五”规划的建议正式公布，同日，新华社发表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议所做的说明全文。其中，关于中国经济增长，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必须保持必要的增长速度，2016年至2020年经济年均增长底线是6.5%以上。”
“十三五”规划的经济增长目标受到了经济界广泛的关注。《华尔街日报》评论指出，中国的经济蓝图明确显示，中国将继续专注于总体经济增长数字。《华尔街日报》认为，中国近来一直在努力提振经济增长，措施包括在过去一年六次降息和推出一系列政府基建项目等，这些措施弱化了政府调整经济结构以及将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从传统制造业向消费转移的努力。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CSD）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称，预计稳增长将被置于比改革和经济结构再平衡更为优先的位置。
IMF、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认为，在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增长后，中国经济温和放缓是适宜的。希望中国转变经济模式，避免过度依赖出口，并转向依靠内需拉动增长。
尼尔·高夫在《纽约时报》发表的报道中表示，新兴市场领域的一些专家研究了中国的增长率下滑，认为有迹象表明将来会出现更深层的问题。另外一些人则态度从容，对中国目前的经济减速不以为意。他们认为，要转换到更加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上，这是一个自然而必要的过程。
旧金山铭基亚洲（Matthews Asia）的投资策略师安迪·罗思曼（Andy Rothman）表示，“过去几十年的主题是，中国的一切都在进行着前所未有的快速增长，而未来几十年的主题是，几乎一切增长都在放缓，……我们需要习惯这种情况，”他说。“共产党就很泰然自若，而我们在这边惊慌失措。”
中国几十年来都是用债务推动投资，经济学家们正在尝试估算中国是否可以转型到一个新的模式，让消费者需求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就像大多数发达国家一样。
芝加哥北方信托的首席投资官鲍勃·布朗（Bob Browne）说，中国消费者的问题是“面对中国的投资者必须做出的一项根本性的长远决策。向服务型经济转型的过程，是会随着中产阶层的增多继续前进，即使有颠簸也无法阻挡呢，还是不会？对于这个问题，你不能不在乎，也不能模棱两可。”
短期内，投资者对中国的经济增长感到担心。美银美林最近对基金经理进行的月度调查显示，中国的潜在衰退被列为全球经济最大的外部风险。该银行10月的调查显示，39%的被调查者表示，中国是最大的外部风险，尽管这一比率已经低于9月的54%。
一些人将中国经济的放缓视作短期威胁，布朗就是其中之一，但他长期以来对中国有能力向消费驱动型增长模式过渡的信心没有改变。“很明显，中国更多的是一种自上而下驱动的经济模式，但韩国和日本在战后大部分时间里也是如此，”他说。“从依靠制造及投资的经济模式向服务及消费驱动模式的转变是相当稳固的。”
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多年来过度强调投资，致使发展愈发不平衡。结果导致个人消费如今只占GDP的38%。这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工业化国家形成鲜明对比，这些国家的个人消费平均占到GDP的60%多。
应对这种不平衡的状况给中国带来了紧迫的风险。由于依赖国家投资——通常是浪费资金的工程或亏损企业——中国累积了创纪录的债务，相当于GDP的300%。
随着经济的放缓，这种债务负担似乎愈发危险，加剧了通货紧缩或物价下跌的风险，这可能会导致公司削减投资，个人减少开支。通货紧缩还致使债务相对增加——尽管与此同时很多公司的收入和利润在骤减。
澳新银行大中华区驻香港首席经济师刘利刚说，“鉴于经济发展放缓，通货紧缩带来重大风险，如果政府无法推动必要的改革，中国可能会步日本后尘，产生资产负债表衰退”。在他所指的这种衰退中，偿债在支出中将优先于新的购买或投资。刘利刚预测，未来五年，个人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将会达到44%，这是一个缓慢但重要的转变，因为消费将超越经济的总体增长率，代替投资成为关键引擎。
还有人认为中国正在逐步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变，与他们一样，这种预测部分基于普通公民管理资金的方式的变化。
中国家庭平均会把大致30%的可支配收入存起来，这个比例比其他任何大国都高。相比之下，美国的净储蓄率差不多是6%，欧洲是7%，日本略高于2%。但有迹象表明，城市化了的年轻一代没经历过以前的贫困，对花钱的态度也不像其父母或祖父母那么保守。但分析人士称，虽然中国的年轻一代花钱更随意，但让大部分中国人增加消费需要进行金融和其他监管改革。相关改革中首当其冲的包括放宽或废除全国性的户口制度。
现实情况是，户口制度通常会妨碍来自乡下的新一代民工入读城里的学校，享受医疗保健和其他社会服务。只有官方居住地才提供这些服务。分析人士称，放开户口制度会极大地刺激劳动力的流动性，还有助于降低农民工为考虑医疗保健和其他花销而存钱的需求。
华盛顿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驻所学者史剑道（Derek Scissors）说，“中国需要允许人们在赚钱最多的地方生活，他们目前显然不能这样。”不实行这些和其他改革的风险是可能会陷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即在国家实现总体富裕，变成发达国家之前，增长和收入出现停滞。“当然，中国有能力重振经济，但你不可能既是一个严重负债、人口日渐老龄化的中等收入国家，又要继续表现优秀。”
中国十三五前期将保持宽松政策基调
路透最近发表由宿泱韫撰写的综述指出，诸多专家认为，在严峻的通缩形势之下，明后年中国经济恐怕还面临较大下行压力，甚至可能跌破平均增速。
11月5日参加凤凰财经峰会的专家指出，这也意味着，短期内中国的政策目标仍是稳增长，同时保持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基调；而走出这拨下行周期，则有赖于改革和创新，用市场力量刺激更多需求。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余永定表示，“中国目前面临着通货收缩的局面，现在有必要，包括在‘十三五’开始的前几年，我们应该竭尽全力稳定住经济增长，不要让债务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使我们的经济增长速度在潜在的经济增长速度之下运行，甚至不断下跌。”预计在这段时间，中央会采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同时辅之以扩张性货币政策来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去过剩产能，同时刺激有效需求，使中国经济实现稳定回升，回到长期的增长趋势上。
对于6.5%的底线增长率，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称，这一规划是正确的，但是在管理宏观经济的时候，可能要考虑到年度之间有不一致，对短期的经济速度低于6.5%，要采取政策应对，但也不要过度反应。他认为，中国如果坚持目前的调整政策，即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总量宽松，那么有望在中期内走出最低谷，进入景气增长，不仅增长速度，通缩指数会上来，甚至汇率都还有长期的实际升值格局。
中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已连续43个月处于负增长，余永定指出，从90年代的经验看，通缩会经历去库存、去过剩产能、清理银行不良债权、以及发现新的经济增长点四个阶段。本轮通缩从2012年开始，到现在依然处于第一、第二阶段之间，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也没有解决，所以，本轮通缩时间恐怕比上一次更长，需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他表示，“在这个背景下谈货币政策，我觉得没有什么疑问，货币政策应该是扩张性的，不能在通货收缩、经济增长速度下滑，而且趋势比较明显的时候紧缩。”
但是他同时指出，单纯的扩张性货币政策并不能制止通缩使经济反弹，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恐怕财政政策应该起到更大的作用。中国的财政赤字/GDP现在是2.3%，公共债务占GDP的比是58%左右，从世界水平来看是相当低的，依然有扩张空间。只有两者结合，才能真正把资源配置在实体经济。
中国要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
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过去拉动经济高速增长的两驾马车“投资”和“出口”动力均已明显减弱，如何寻求新的增长点将成为十三五期间的重要课题。在路透的报道中，专家们指出，新增长点还需要通过改革释放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来寻找。
“货币政策的宽松只能起到暂时缓解痛苦的作用，最重要的是要改革，”瑞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表示，“产能过剩的要出局，坏账该核销的还要核销，既要有放松的货币政策，同时配置更快速、更深层的企业层面的改革。”她指出，中国经济新的增长点应该是社会自然产生的，市场力量发挥出来的。通过放松管制，放松准入，放松价格，让市场自己去发现大家需要什么，大家想要消费什么。而她认为，随着人口老龄化以及生活进入小康，医疗、保险、旅游等服务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表示，“我们现在说增长速度7%、6.5%、6%，或者说经济下一步应该怎么走，什么时候见底，什么时候触底回升，所有的问题归根到底就是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发展出新的有竞争力的、成规模的支柱产业。”也就是要有高附加值、高技术的服务业或者制造业。
如何走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他认为在十三五期间将大有作为，最简单的两条是怎么样提高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及采取什么政策更好地支持创新。而这背后重要的亮点是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以及让政府发挥积极作用。举例来说，在创新方面，政府在保护知识产权、降低进入门槛、支持基础研究、鼓励创新等有很多工作要做，而最后要落到由市场机制来导向决定资源应该配置到什么地方。
他进一步指出，目前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和创新能力推动存在一个极大的制约因素--僵尸企业能否退出。他认为中国国企能否改革、能否有效改革是十三五期间面临的一大考验。
中国经济还将保持强健
麦肯锡全球资深董事，兼任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亚洲区负责人的华强森（Jonathan Woetzel）日前为《福布斯》杂志网站撰写了一篇题为“Is China Really Collapsing?”的文章，将一些西方学术机构与智库对于中国的片面看法和媒体报道中的片面观点归纳出五种常见的论调，并提出质疑。
论调1：中国的经济模式不具备持续性。
中国崩溃论的基本观点之一是中国其实完全没有打好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基础。人们认为中国缺少鼓励竞争的环境和充满活力的民营企业体系，而依赖廉价劳动力和高额投资创造的经济价值大部分都已被发掘殆尽。
显然，中国仍不具备某些现代市场经济的元素——比如法律体系对知识产权的支持远不如发达国家。正如美国著名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最近所说，中国的民营经济部门充满活力，总体发展趋势向好。国有企业占行业产出的比例稳步下降，已从1978年的78%降至2011年的26%。民营行业的增加值已经远远超过国有经济，民营企业贷款也在迅速增长。
事实上，中国的发展模式与亚洲等地处于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其他经济体有许多相同之处。中国的一些政策与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在同一发展阶段的选择相类似，比如储蓄率较高，从重工业与制造业投资起步，努力引导向快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平衡过渡。日本过去20年间的发展经验表明，投资主导的模式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然而采取务实举措干预市场的行为并非落后的表现，也并不意味中国在经济管理过程中完全忽视对于邻国和全球伙伴产生的影响。
此外，中国自2013年以来的改革举措正是针对经济结构性变化的直接回应。新的政策目标在于刺激高附加值产品的出口，进军蓬勃发展的新兴市场，允许众多行业向民间资本开放，促进以消费为主导、依托中产阶级收入提升的经济增长。如今中国消费的增长速度持续超过GDP增速，投资者也大举进入从水处理到电子商务的各类行业。在推进这些改革的同时，中国开展了大力反腐，但同时并未进行大规模投资（类似2008年的巨额投资），这也说明了相关改革有多么重要。
论调2：中国经济缺乏创新能力。
各地的智库、学者和媒体人士一致认为，中国的创新能力相对薄弱——而创新正是现代经济体的动力源泉。他们还常常宣称中国的教育体制会扼杀创造力。
我曾服务于一些热衷与中国创新业者开展合作的跨国企业，这表明中国并不缺少能够保持强大创造力的本土企业。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近期的一份报告介绍了中国多个活跃的创新领域。工艺流程创新帮助许多制造企业提升了竞争优势和增长。在需要适应快速变化的消费需求的行业，创新是企业成功的关键所在，如阿里巴巴（电商）与小米（智能手机）等数字行业的领军企业也因此崛起，成为全球市场上的佼佼者。
巨额的研发投资（中国研发投资总额为全球第二）与每年超过100万名理工科大学毕业生，正有力地推动着中国抢占科学研究与工程技术型创新发展的高地。
论调3：中国的环境破坏已无法挽回。
持这一论点的人认为：中国人甘愿忍受肮脏的环境，同时也缺乏治理环境所需的资金实力。对，中国人一开始的确犯了错，但大部分国家在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型时都犯过类似错误。
现今，中国正大力投资于环境污染治理。中国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规定减少煤炭使用和污染排放，国家划拨大约2770亿美元的资金专门用于治理污染最严重的区域。此外另有多项政策措施旨在减少中国经济对于煤炭的依赖，同时鼓励发展清洁能源。我曾与中国多个城市的领导交谈，发现许多城市都将严格的环保目标纳入总体经济发展规划中。
论调4：中国的快速增长主要依赖低效投资和债务扩张。
这是众多怀疑论者的调调——中国经济的根本动力是过度建设，新建道路、桥梁、商品房太多。事实上，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指出，这是一种由于未能认识到中国之大而产生的错误认识。以一项统计数据为例：2013年中国经济的水泥消费量是美国在1985至2010年间年均消费量的25倍。这一对比看似惊人，但如果考虑到人均消费量和各国建筑方式的异同，中国的水泥消费量实则与台湾地区及韩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的水平大致相当。
中国日益增加的债务引起了人们的警惕。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近期的一份报告发现，自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中国不仅没有实现去杠杆化，其债务总额反而增至原来的4倍，去年达到28.2万亿美元。近一半的债务与房地产直接或间接相关（地产价格自2008年以来上涨了60%）。为了资助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地方政府同样大量举债。
这样的债务规模确实已经接近不合理的水平，但中国政府掌握着充足的财政资源，有能力度过危机。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表明，中国的债务总额相当于GDP的55%，明显低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水平。近期一项对于中国金融行业的分析表明，即便出现最坏的情况，不良信贷勾销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也仅有相对较少的一部分中国金融机构会遭受严重损失。尽管增长速度会放缓，但整体经济发展不会停滞。
最后，西方媒体称，近来中国股市下跌造成了全球市场恐慌，但实际情况并没有如此严重。政府所持股份占中国上市企业总市值的60%，而股市在中国企业的资本市场融资总量中也只占很小的比例。另外，股指下跌40%之前的涨幅已达到了150%。
谣言左右着中国股市的波动，人们常会依靠猜测“国家队”的交易动向来决定如何行动。如果说股市波动对实体经济造成了直接影响，也只是一部分股民炒股失利导致消费减少。
论调5：社会不平等与缺乏保障的群体威胁着中国的稳定。
就这一条而言，我同意悲观论者，但这并不仅仅是中国应该担心的问题。虽然经济增长惠及绝大多数人，但随着城市财富积累逐渐加速，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差距也日益扩大。城市各阶层的差距也在不断拉大——富人越来越有钱。
城市发展不平衡、缺乏教育和医疗条件并不是中国特有的问题。中国与西方如果就此问题开展交流，或许都能受益匪浅，因为西方经济体也普遍存在类似的趋势。中央政府领导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力图改善收入分配、建设公平且可持续的社会保障体系，不过这些政策仍有待地方具体落实，各地的操作方式有很大不同。
作者最后总结到，简而言之，中国经济增长确实已经放缓，但根据我的观察判断，天并没有塌下来。调整与改革是经济体保持稳定、善于应对的表现——在波动期尤其如此。
中国的消费能力很强大
杰弗里·道森（Jeffrey Towson）和华强森在他们合著的一部著作“The One Hour China Consumer Book: Five Short Stories That Explain the Brutal Fight for One Billion Chinese Consumers”中对中国的消费能力进行了分析，并认为中国的消费能力远远超过一般想象。
文章说，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非常强大。然而最近，无论报刊、网络还是电视媒体，无一不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需要实现“再平衡”而忧心忡忡。事实上，中国消费者的财富将继续增加，消费群体日趋复杂。如果你担心中国经济的重要性正在下降，那也许是因为你对这个国家的当前表现产生了误解。
消费占GDP比重过低？不值得过分忧虑
与大多数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经济的早期增长主要来自储蓄、投资和出口。首先，国家鼓励个人储蓄，推动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迁移，进入工厂从事制造。随后，商品出售所得的现金流向投资领域。此外，一些海外资金也参与到市场中。在这一进程的推动下，中国得以凭借自有资金完成大部分基础建设。这在其他国家并不常见，发展中经济体普遍通过举债支持早期建设，而且违约现象屡见不鲜。比如，美国的密西西比州和佛罗里达州在发展初期都曾长期拖欠外债。
但是，投资拉动也有缺点，它将导致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GDP）中占比过小，且有可能持续降低。在中国，消费在GDP中所占的比例先是从1985年的约51%下降至1995年的43%，随后又在2005年和2013年分别下滑至38%和34%。相比之下，日本的消费在GDP中的占比为61%左右，美国为68%。事实上，中国的消费在GDP中占比过低且不断下降，这正是经济“再平衡”不断成为热议话题的一大原因。通过“再平衡”，人们希望将经济增长的模式从投资出口驱动向消费驱动转变。
对此，我们想说的是，无须过分担忧。
首先，中国经济的规模在2000年-2010年间扩大了一倍有余，消费支出也相应地从6500亿美元增长至近1.4万亿美元。无论消费在GDP中的相对比例如何，中国消费的增速已经在绝对值上超过了全球任何一个国家。其次，中国的消费占GDP的比重只要恢复到43%，也就是1995年的水平，就足以对“再平衡”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将创建一个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第三，上述种种数据大多不够准确。在中国这样一个复杂的大型经济体，要统计消费总额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要将这一模糊数字与另外两个模糊数字（投资和净出口）结合起来，其计算结果无疑是非常不精确的。除非经济学家能够把不确定性预期纳入到计算中国的数值中，否则相对百分比这类数据并不值得多加关注。
关键指标家庭收入表现出众
家庭收入才是真正值得关注的数据，因为没有收入就没有消费。而这正是中国表现出色的地方。中国的家庭收入目前大约为每年5万亿美元以上。此外，由于不少收入未经上报，5万亿美元被认为是真实家庭收入的一个下限值。发展中经济体时常被放在一起相互比较，尤其是并称“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然而在家庭收入方面，中国的消费者显然让其他三国相形见绌。
可自由支配开支节节攀升
作者认为，中国居民自由支配开销增长速度最快。可自由支配开支是人们根据个人喜好所作的非刚性消费，购买的一般是非必需品或不完全必需品。幸运的是，人们在生活中似乎总有无穷无尽的消费愿望，比如消遣娱乐、滑雪或是喝上一杯拿铁。现在，中国居民摆脱了只求温饱的消费阶段，可自由支配开支越来越多。据估计，在2010-2020年间，中国可自由支配开支的年增长率将突破7%，而第二大类“半必需品”开销的年增长速度则预计达到6%-7%。这两类消费的增速均比必需品支出要快，后者年增长率估计在5%左右，与中国GDP增长步调基本一致。
另外，对比各个新兴市场的支出率和储蓄率，中国的储蓄额远远高于其他国家。这种现象并不难理解。首先，爱储蓄是中国人的一种文化传统。其次，目前中国居民的储蓄是预防性储蓄——因为在社保安全网不健全的情况下，一旦不幸生病了，那么治病所需费用都得由个人承担。第三，高储蓄率并非中国大陆所独有，日本、韩国、中国台湾等地在其早期发展阶段的储蓄率都超过30%。第四，由于中国缺乏完善的消费金融体系，要通过个人借贷将消费拉升至相当可观的水平，其难度非常大。毕竟，如果不贷款，一间度假屋或一辆车大概要花掉人们整整一年的收入。
作者指出，基本上，我们相信中国的消费能力依然出众。尽管未来可能有波动，前景也可能难以预测，但全世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消费增长如此强劲的国家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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