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如果没有法制，游戏规则不透明、随时在变，每一个人的权利不能得到有效保证的时候，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不可能真正花时间去进行创新。因为创新需要的不是一天两天，不是 一年两年，而可能是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二十年。

中国要想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唯有在法治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抑制，每个人才能够在未来有一个预期，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创新。”

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

我们的创新对人类的贡献，一定要超过我们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

从整个人类的视野来看，企业家在过去 200年里面整体而言就是一个创新的过程。一个国家怎么变得自由？就是靠技术的进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劳动生产力要提高、技术要进步靠 什么？要有分工和专业化。分工和专业化又要靠市场……

这样就，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一个国家市场越大、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深，技术进步就越快，创新就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经济就进一步增长，财富就变得越多。 人类过去的200年，甚至可以说500年，有这样一个循环。

从500年前哥伦布发现美洲开始，就走向了全球化，人类市场在不断地扩大，分工不断地深化，技术不断地进步，财富不断地增加。在这里面最核心的就是企业家。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看到的，没有微信的时候，没有微信市场；没有手机的时候，也没有手机市场。

所有的市场都是企业家创造的，分工也是企业家创造的。创新更是企业家的一种基本职能，创新带来经济增长，财富增加，而财富怎么变成新的市场，也可以说是企业家的工作。

今天的中国是普遍的产能过剩，意味着中国的企业家没有进一步将增加的财富变成新的市场，我们还在重复地生产，市场上已经饱和。

为什么会是这样?

有两个原因，一是中国企业家本身，当他们在最初淘第一桶金——20 世纪八九十年代，甚至21世纪初的时候，仍然是大量市场不均衡的时候。那时候，“低垂的果实”就是生产其他国家已有的产品——我们叫山寨——就可以赚钱，久而久之就不会思考怎么创造新的东西来满足市场。

另一个是我们的社会制度。社会制度使得这个国家的企业家们更愿意去套利，还是更愿意创新？相对而言，套利风险不那么大，不确定性也没有那么大，我们只要敢冒险，就可以下海，就可以赚钱。而创新却是完全面临不确定的世界，看到没有的东西、谁都看不到的东西。甚至当你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认为你的神经有毛病。

在一个不能够容忍这种自由、每个人的权益没有基本的保证、创新的成果没有确定回报的时候，我想好多企业家不会真正去创新的。

再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刮胡刀。有一个著名的刮胡刀品牌——吉列。100多年前，吉列这个人是一个小商贩。当他到处走街串巷去卖一些小产品的时候，自己面临了一个困惑：他经常刮胡子，动不动就刮破了。能不能生产出一个又安全又便宜的刮胡刀？所谓安全，就是一般不把脸刮破，所谓便宜，就是刮钝了之后可以扔掉，不需要再去磨了。

当他找了好多个技术专家，这些人都说，No，这是不可能的，你没有办法把合金或钢材弄得那么薄，做出那么便宜的刀片出来。但吉列就是不相信，他孜孜不倦地追求，最后花了六年的时间才做出来这个产品，六年的时间对一个创造性的产品来说也许是很短的。

我们可以想象，几乎所有的创造性的产品面临的都是这样的问题。200多年前瓦特发明蒸汽机的时候，他面临多少次的失败。

要是中国真的从依靠过去的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了创新推动的增长，那么，我们的企业家必须从套利型的企业家转向创新型的企业家。真的出现创新型的企业家，就需要我们现有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进行非常重要的、甚至根本性的一些变革。

这里更重要的是像《大停滞 ?》作者泰勒 • 考恩教授讲的：法治，唯有在法治的情况下，政府的权力受到严格的抑制，每个人才能够在未来有一个预期，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创新。

为此，我们也需要整个社会其他方面的改革，包括教育体制的改革。我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特别是我们的大学生、我们的学者，当他们有一颗自由的心的时候，才真的有新的想法会出来。所有的创新都是从一个想法开始——所谓“新”， 就是与众不同；所谓“新”，就是大部分人不认同。所以只有到了那一步，中国才可能真正维持未来相对比较高的增长。

其实创新说到底就是自由——有胡思乱想，那就会有创新，你不会为了你的想法去冒险的时候，创新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需要的改革太多了。

从中国历史上讲，什么时候有创新？魏晋南北朝时期我们有创新，20世纪20年代、30年代我们也有创新， 那就是思想最自由的时候。我们现在讲的改革开放制度创新什么时候出现的？那就是思想解放之后，而且如果没有1978 年的思想解放，后来所有的改革都是不可能的。

希望有一天年轻一代企业家每个人都可以胡思乱想。我们的创新对人类的贡献，一定要超过我们人口在世界人口的比重，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一个人坐在那儿是很难创新的，在座这么多聪明的人圈起来不跟外面竞争，用不了一代人之后就不存在了，我们规模太小了。应该是人口规模越大，创新的速度就越快。

中国人占世界大约20%的人口，但我们为世界贡献的创新到多少？有20%吗？但我们历史上有过，历史上有好多的创新，但在近现代，我们连2%、甚至1%都不到。按道理说，中国占到世界20%的人口，为世界创新的贡献应该是40%左右。我们应该在这点上感到惭愧。

我想用一下泰勒 • 考恩教授说的比喻：我们制度改革为什么这么快？我们采集了大量的“低垂的果实”，但这个果实是会采摘殆尽的，所以未来还是要依赖于我们自己去栽树。让世界其他人也能采摘我们种的树。

改革的最大阻力，不是既得利益者，是理念。

过去30多年的改革，可以说就是一个观念的突破，一个理念的变革。邓小平不再相信计划经济能给中国带来富强，他更相信企业家精神、更相信市场的力量，所以从1978年开始，中国逐步走向了市场化道路。

同样，未来的改革能不能真正地顺利进行，并不仅仅取决于现在谈得最多的所谓既得利益的阻挠。我们必须承认，既得利益是改革的重大阻力，但更大的阻力恰恰是人们的观念，是人们的理念。

举例来讲，我们看到好多既得利益者反对改革，是因为他认为改革使他的利益受损。其实他完全是由于无知导致的，也就是由他的错误观念导致的。我们之所以要改革我们的体制，是因为现在这个体制应该是对所有的人都好。为什么有人认为对他好呢？我们只能归结于他的无知。

大家可能会问一个问题，理念重要，那么这些理念从哪儿来？理念只有一个来源，就是思想市场。思想市场就是指不同的理论，不同的观点，不同的信仰之间的公平、平等、自由的竞争，我把这个市场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创造理念的市场。

　　 第二个层次，传播理念的市场。

　　 第三个层次，实现理念的市场。

在这三个层次里边，当然最重要的是第一个层次，创造观念。

任何变革都是观念引起的，而观念最初一定是来自少数的思想家，或者说少数的人，这个人不一定是思想家，但是他比其他人更早地意识到一种变革需要，可能提出一种新的观点。但是这种观点只有经过理论的系统化，它才能真正变成社会变革的力量。

如果没有思想市场，没有新的观念的突破，那只能说，人类所有的变革基本都是不可能的。

中国在过去30年的改革所取得的成就，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学术界所创造的思想，当然也包括我们从国外引进的人类的先进思想。在经济方面，我想经济学家、法学家都做出了好多贡献，未来中国改革，仅仅靠经济学家，远远不够，加上法学家也是不够的。我想，政治学家、历史学家都会变得非常非常重要。

特别强调一点，思想市场不仅为人类未来的变革带来思想的火种，而且可以使人类避免灾难性的错误。中国在近代史发生了很多灾难性的错误，未来我们如何避免类似的一些灾难，也呼唤着一个思想市场，也就是学术的自由和平等的讨论。

（文史出版社《创新驱动中国》已经开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