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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特朗普上台后，美国社会呈现出分裂的态势。美国老百姓对富人的不满情绪愈加强烈。这股抗议的风潮似乎扩散到了美国最富庶的一些区域，比如硅谷和纽约。许多科技企业总裁、避险基金经理，各种金融财团都纷纷开始为“末日”的到来作准备、为避险求生而积极备战。

硅谷精英们整天担惊受怕

史蒂夫·哈夫曼（Steve Huffman）是Reddit的执行总裁。他多年来一直为美国政局的不稳定忧心忡忡，担心美国未来会发生大范围的动荡。他认为如今的美国社会的运行仰仗的是一种脆弱的社会共识，比如大家都相信美元的稳定、政府权力能平稳移交。然而这种信任并不稳固，基础性的社会制度一旦发生崩塌，天下很可能就会大乱。为此，拥有60亿美元身家的哈夫曼于2015年11月为自己安排了近视激光治疗手术，此外还准备了几辆摩托，枪支弹药和食物。

哈夫曼提到1998年的一部灾难科幻电影《天地大冲撞》，彗星撞击亚特兰大，人们疯狂逃离躲避海啸，然而却拥堵在高速公路上。每每开车通过那段路时，他都觉得必须准备一辆摩托车，帮助自己在危急关头迅速逃离。然而，哈夫曼称，自己当前做的应急准备并不完全是针对可能发生的地震、瘟疫或是定时炸弹等天灾人祸，更是基于在美国总统大选过后政局动荡和基础性社会制度面临崩塌的当下的慎重考虑。

无独有偶，黄易山（Yishan Wong），Facebook前雇员，曾任Reddit执行总裁，他也做了近视激光治疗手术，同样也是为了免去自己对眼镜的依赖，为的是在未来灾难来临逃离时作好最充分的准备。

Tim Chang是梅菲尔德（Mayfield）基金公司的经理，他说：“在硅谷，像我们这样作避难准备的人不在少数，各路招数都有。有的囤积比特币等电子货币，有的想法儿申请第二国籍身份，有的则在理想的避难国购买度假房。坦白说，我自己也在囤积房产，一方面是获得些投资收益，一方面也是为避难着手准备。”Tim的妻子也是科技界人士，两人还有一个四岁的女儿，他们早已为全家备好全套应急包袱，一旦美国发生内战或者是大地震，他们相信未雨绸缪必定能帮助他们从容应对。

雅虎前执行官廖马文（Marvin Liao），现在是一家世界500强创新公司合伙人。他也开始囤粮，还担心储存食物和水不够，担心非常时期有人会强行抢走他的食物和水。

贾斯汀·卡恩（Justin Kan）游戏网络公司Twitch的创建人。他说：“我的朋友们都说美国社会过不多久就要崩塌了，我们要囤积些食物。我也这么做了，我囤了几袋大米和五罐番茄。”卡恩提到，着手应急避难准备的朋友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属于富裕阶层的精英人士。硅谷及商界精英们打算前往境外避难的比例相当高，按领英（LinkedIn）的创建人莱德·霍夫曼（Reid Hoffman）的估计可能达50%之多。

社交媒体Facebook上的聊天群里，富裕阶层们交流着有关防毒面具、藏身地堡等经验。来自一家投资公司的负责人说：“我有一架直升机，油箱永远都是加满的，随时可以起飞，另外我还有个地下藏身堡垒。”这些准备措施在他的朋友圈里似乎显得已经有些过头了，可他说：“我的许多朋友都在准备枪支、摩托车，还有金币。这已经不算什么少见多怪的了。”

近些年来，求生危机意识显然已经浸淫了美国主流文化，比如2012年国家地理频道播放的一档真人秀节目《末日备战者》吸引了4百多万观众，成为该频道历史上最受欢迎节目。根据国家地理的一次调查，有40%左右的美国民众认为囤积食物和建造防空设施是明智之举。

美国民众已经对政府失去了信任

“求生运动”之潮源自于民众对政府失去信任。1961年肯尼迪总统在一次电视讲话中鼓励美国民众建造空防设施，称这样做“你们未来一定不会后悔。”这个讲话其实可以解读成政府将险情发生时救助民众的责任转移到民众自己头上，要求美国民众不要完全依赖政府。

1976年，美国面临通涨恶化和阿拉伯国家石油禁运的双重威胁下，出版人库尔特·萨克森（KurtSaxon）撰写《生存者》一文，赞扬久已被人遗忘的美国早期开拓者们的拓荒技能。拓荒技能正是指在最恶劣的情况下，在政府无力施救的情况下，人们用最原始的手段进行自救自保。

里根时代，俄勒冈州立大学教授理查·米歇尔（RichardG.Mitchell）说：“我已经74岁了，在里根时代，我平生第一次听说政府帮不了民众，社会制度对于解决社会问题完全无益。人们都说，政府和社会都出了问题，没有政府的帮助，人们都开始思考：我自己该如何实现自救？”

再加上2005年卡特里娜飓风灾害袭击新奥尔良时，布什政府表现得完全无力救助市民，这进一步击垮了民众对政府的信心。灾害过后，许多科技产业巨头和亿万富翁们开始筹备逃亡计划，将资产兑换成外币，学习在只有一把刀子和简单衣物等最恶劣情况下的最原始的生存技能。

​2012年奥巴马的连任美国总统后，保守派们指责他加剧了种族冲突，限制枪支持有，还增加了国债，他们开始囤积奶酪和牛肉。

2016年11月特朗普成功竟选美国总统后，其竞选策略及当选后的一系列行政命令一路加剧了对美国传统价值观和基础性社会制度的震荡。

曾经支持特朗普的商界精英们指望他能减轻税赋，放宽相关政策，然而在特朗普的统治下，他们看到的是新闻传媒的倍受攻击。商界精英们开始担心，司法界会不会沦为下一个重灾区？媒体层出不穷的“假新闻”已经让人应接不暇，如果司法界“假证据”又成为常态，那将是商业的灾难。因为商界生存仰仗的最基本原则正是合同证据的诚信，如果连这点也失去保障，那将是商业人士生死攸关的大事。

就在特朗普成功竞选美国总统后的一周内，在新西兰移民机构登记注册申请居留资格的美国公民人数井喷，达13401位之多，这一数字几乎高达平时的17倍之多。这个数字反映出的是对美国政府失去信心的美国民众日益增多，其数量已经十分庞大了。

美国精英缺乏社会责任感

面对社会基础性制度的恶化，精英阶层表现出来的焦虑反映了美国陷入了全国性的窘困境地。“为什么社会精英们，原来因为能量巨大而被人艳羡不已，如今却一个个怕得要死？”“他们原本最擅长预判未来，他们是最有智谋的一群人，他们从社会受益各自成就了巨大财富，而如今他们却一个个要逃离这个社会。”索罗斯基金公司管理人罗伯特·约翰逊（RobertA.Johnson）从商界朋友们的逃亡准备后面看到了更深层次的危机。

2015年1月，在瑞典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上，约翰逊发言说：“据我所知，世界各地的对冲基金经理都在新西兰购买农场、飞机跑道，他们都在做跑路的准备。”约翰逊明确指出，贫富的极大悬殊产生的矛盾已经到了非常尖锐的时刻，各国的富裕阶层开始着手为保护自己采取各种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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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百分之二十五的基金经理们赚的钱比全美所有的幼儿园老师们的收入全部加起来还要多。当这百分之二十五当中的一份子，感觉并不太好。”社会贫富两极分化还在持续加剧。根据12月份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公布的一份调查，有近半美国人从1970年代开始就经济收入完全没有增长，大约1.17亿人口平均收入还跟1980年持平，而1%的社会顶层人士收入却翻了三番。这样的悬殊程度堪比美国与刚果共和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人们抗议低工资、恶劣的工作环境和企业的贪婪。政治体制似乎对社会失去控制，财富分配极不均衡，工人阶层躁动不安，美国社会似乎停滞不前，一切都在走下坡路。

面对严重的社会问题，约翰逊提出了富裕阶层对社会所负有的道德责任。他说，“如果能够更实现更平均的收入分配，将更多的人力和财力投入教育、艺术、医保、全民休闲，那么很多社会问题将迎刃而解。”

对未来感到担忧是正常的，但这种忧患感没有让人们积极采取行动，却导致了大量美国精英人士从美国本土悄悄撤资逃离，这确是不道德的。事实上美国富人本来应该有社会责任感，这在历史上也有许多例子。

1889年，商业巨头安德鲁·卡耐基，当时身家超过40亿美元，他充满忧虑地谈到阶级冲突，批评富裕的精英阶层相互漠视、相互不信任。1909年，石油大亨洛克菲勒，美国首位名符其实的亿万富翁撰文提到富人们有责任回馈社会。他说：“那种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的新奇劲儿很快就过了，因为人们最想要的东西是钱买不来的。”卡耐基创建了近三千所公共图书馆，帮助扫除文盲问题，洛克菲勒则创建了芝加哥大学，两人都致力于改变导致社会顽疾的社会基础体制问题。

但看来，现在的美国富人并没有类似觉悟。

1947年，芝加哥大学《原子科学家公报》设立了一面虚拟时钟，名曰末日钟，上面的时钟读数象征着迫近午夜12点（末日）的危险程度。1991年冷战结束时，时钟标示的是12点差17分，此后一路向午夜逼近。2016年1月，随着俄罗斯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日益紧张，《公报》将时钟调至12点差3分，回复到冷战最严峻时期的读数。2017年1月26日，特朗普当选总统之后，《公报》将时钟计数再次向前调了30秒，变成12点差2分半，表明美国人民普遍意识到了危险程度变得更加严峻，时间滴答滴答逼近午夜，警示人们急需采取措施，挽救深陷水深火热当中的美国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