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年5月14日，重庆巫山县竹贤乡下庄村村小，如今这里只剩下一名坚守了41年的老师和两名学生。（视觉中国/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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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故事，也不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它是一个农家子弟负重前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困惑挣扎的故事。”

四十多年来，传统应试教育一直处在舆论批判的中心，却又贯穿寒门学子求学始终。

随着这项研究的传播，背景相似的农家子弟慢慢靠拢，他们给程猛写信，在网站写下书评，建起豆瓣小组，彼此倾诉、共情、疗愈。

文｜南方周末特约撰稿 蒋敏玉

南方周末记者 苏有鹏

责任编辑｜吴筱羽

保研成功后，王继阳等到的不是喜悦，而是三桩不幸：父亲施暴，母亲自杀未遂，外婆跳水救女儿时溺亡。
王继阳生于四川泸县一个小村庄，一个沉默、暴力、陌生的原生家庭。从青春期开始，“逃离家庭，逃得越远越好”成为他赋予读书的意义。这个家中，外婆是他唯一的支持者。
七年前，王继阳如愿逃离，考入西南大学，三年前，又拿到为数不多的保研名额，他却觉得生活的路“越走越窄”。不同于传统叙事中优秀农家子弟应有的形象——与命运搏击的胜者，王继阳说自己“太累了”。
这样的农家子弟，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者程猛的研究对象。
关于寒门学子的讨论经久不衰。2021年3月，程猛在一次演讲中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一个月后，出身寒门的中科院博士黄国平，论文的致谢信又看哭了许多人。
“它不是一个天赋异禀的故事，也不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它是一个农家子弟负重前行、充满了矛盾冲突和困惑挣扎的故事。”在演讲中，程猛展示了一张自己小学时的照片。青灰色的天，衣着臃肿的他半蹲在地上，身后是一排低矮校舍，手看上去胖乎乎，却是被冻肿的。
“我们终究是命运的博弈者，虽然起点被安排得明明白白，但是终点由我不由天。”6月24日，黄国平受邀参加母校西南大学的本科生毕业典礼，演讲中，他这么说。
稍显意外的是，随着这项研究的传播，背景相似的农家子弟慢慢靠拢，他们给程猛写信，在网站写下书评，建起豆瓣小组，彼此倾诉、共情、疗愈。一个纯粹的学术研究，在驱赶农家子弟纯粹的孤独。王继阳就是其中之一。

1.命运的分岔路口

王继阳“读书凶得很”，村里人称他为不出门的“大姑娘”。父亲总鄙夷儿子安静读书，认为他没有一丝男子汉气概。
沉下心读书最原始的原因是体力不行。饿肚子是常态，一次，连吃了一个月青菜、茄子后，因为不愿意吃水煮萝卜，王继阳挨了父亲一个耳光。
中考时，王继阳考了班级第一，进入县城最好的高中。第一次月考，满分七百五十分的试卷，王继阳考了七百多分，成为新班级的第一名。“农村学生的身份也没有阻碍我得高分”，自信心在新环境中被塑造起来。
在程猛的家乡，像王继阳这样很早就展露出学习天赋的孩子，被人们称为“读书的料”。
2018年12月，程猛的书《“读书的料”及其文化生产》出版。这本书始于他的博士论文研究，这群有志于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中，少数人一次次穿梭于家乡和越来越繁华的城市，挺过漫长而残酷的向上流动之旅，进入高等教育。
博士论文中，学术意义上的“读书的料”与另一个相对应的概念紧紧相连。1977年，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在著作《学做工》中刻画了一群“家伙们”，那些习惯于对抗权威的工人阶层子弟。在反抗学校文化的同时，他们却也被自己的反抗封印，主动放弃了升往中产阶级的通道，选择继续从事蓝领工作。
“读书的料”则过着截然不同的学校生活，他们勤奋学习，遵循学校规则，努力拿到高分，向着获得不错的学历、改变“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命运而奋力前行。考上大学前，程猛先后上过四所学校。从村小到北京985大学这段求学路，他说堪比“超级玛丽”式闯关。
在前述演讲中，程猛提到许立志，一个高中之前和他走着极其相似道路的同龄人，一位早逝的“打工诗人”。
24岁那年，“打工诗人”许立志从工作的深圳富士康科技园附近一栋大厦17楼跳下。他死后，来自学界和诗歌界的叹息从四面涌来。
程猛和许立志原本相似的人生轨迹，在中考的分岔路口走向不同的方向。
中考时，程猛报考了市里的重点高中，分数线下来前，他从小道消息听说了分数线，自己差了几分。“那意味着如果要上，要交好几万块钱的赞助费。”而在2003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约为3500元。
那几天，程猛天天去河边钓鱼，看似平静，心里却特别紧张，“就怕自己要给家里添很多负担”。
几乎同一时间，广东揭阳市玉湖镇东寮村的许立志，以几分之差错过县重点中学，因为交不起一万五的赞助费，留在了镇上的高中，最终成为一名工人，他写道：

我咽下一枚铁做的月亮
他们把它叫做螺丝
我咽下这工业的废水，失业的订单
那些低于机台的青春早早夭亡

许立志的父亲曾说，留在镇上后，许立志“变内向了”。在媒体报道中，许立志高中同级的学生里，有五十多人选择了退学，坚持念完高中的许立志依旧与大学失之交臂。
“你说完全是努力的结果，好像也不是，有很多意外和偶然，就是命运的不确定性。”高考前一晚，程猛直到凌晨三点才睡着。熟悉的焦虑、紧张涌上心头，“我其实也不知道读书到底能把自己带到哪里，只是觉得这个东西对我很重要。”
和程猛一样，生于浙江衢州农家的刘然也辗转过四所学校，从村、镇到县里，刘然最终考上浙江大学。她也成了程猛的读者。
王继阳则没有那么幸运。2015年高考，他发挥失常，就连外婆都看出孙子的异样。
“你要不要复读一年？”从县城回村的路上，外婆问。
在此之前甚至不知道儿子读文科还是理科的父亲，会提醒说，石油专业很赚钱，去读石油大学。但他更多的情绪仍是不满，在这位父亲眼中，邻居家在外地打工的儿子都比王继阳强，“看看别人，女朋友都有好几个。”
父亲要是喝醉了更可怕，他会借着王继阳没有改变家庭状况这事爆发。“他曾经把我的笔记本摔坏，以表达对我继续读书、不能赚钱分担家庭重担的愤怒。”很多个晚上，父亲坐在王继阳的房门前大喊，“看看你那个样子。”
“如果家庭条件好一点，能支持我复读一年，命运是否会不一样呢？”他没复读，进入西南大学，成了他高中班主任，以及黄国平的校友。

2.回不去的家

知道获得保研机会时，王继阳并没有收获期待中的幸福。
继续读书，仍然“不能赚钱分担家庭重担”。喝酒之后，那位有着“田里黄牛般身体”的农村老汉，怒火再次燃烧，并全部倾泻到母亲的身上。
第二天午饭后，母亲安静地走进王继阳的房间，将几百块纸币放在桌上，又将微信中所有零钱转给他。正忙着写论文的王继阳并没有意识到母亲的异样。
那天，母亲决绝地跳进家附近的池塘，正在做农活的外婆，无助地呼唤母亲的乳名：“平平，平平啊。”
“可我母亲耳聋，又有自杀的心，怎么能听得到呢。”多年后，王继阳还是会在梦中惊醒。父亲举着长凳，扬起手臂，近乎失聪的母亲哭喊着拦住父亲。而自己赤脚跑上土路，身后传来咒骂声。
之所以能坚持下来，很大程度上源于外婆的影响，外婆是家里唯一支持王继阳读书的人。
“她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是在特殊时期，有一个医生被下放到村上。那个医生扁担不会用，东西也挑不动。”王继阳本以为外婆会就此引申到“读书人也要接地气”的人生道理，没想到外婆淡淡地说，“医生是治病的，怎么会干农活呢。”
同样是外婆，跳入池塘，救了女儿一命。
王继阳意识到，自己与父亲永远没办法和解了。“他不会理解我们之间的矛盾是来自于早年情感的缺失，而不是一场所谓的升学宴。”当年收到录取通知书，父亲本打算为王继阳办一场升学宴，刚好又赶上母亲的生日宴。迫于经济压力，升学宴被取消。
程猛用同心圆形容农家子弟跨越城乡边界求学的经历：圆的半径越来越大，回家的路越来越远。他在书中讲述他们与家人的关系：有的长期承受着“有负担的爱”，习惯于报喜不报忧；有的打电话超过十分钟就只能一次次嘘寒问暖；有的和父母牵手会觉得别扭，长大后再不会和父母拥抱；有的在学着和父母变亲近，报喜也报一些忧。这些浓重却又难以言明的情感，在他们心里掩藏许多年。
刘然如今在上海扎根，是为了尽可能拥有自由。“比如我痛经，同事会送我去医院，但爸爸会说这算什么事。”她苦行僧般的父母依然牢牢依附于土地，除了拒绝享受现代化的消暑电器，也试图将自己的思维和习惯套在都市中的孩子身上。
救下母亲后，最爱王继阳的外婆溺水去世。之后的三年，他再没回过家，没要过一次生活费，他半工半读，也没接过父亲的电话，拒绝通过他的微信好友申请，单方面切断了和家的联系。
“你要坚强。”母亲自杀的前一天晚上，外婆留下这样一句话。

3.“感谢贫穷”

“他们已经看到了，60年代出生那一拨人，上了大学（与没上大学的）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差距拉得很大。”刘然生于1960年代的父母，将自己黯淡人生的症结归咎于没有践行一个关于学习的格言，这个格言只有短短六个字：“读书改变命运。”
但在新千年的大学里，没有丑小鸭一夜之间变天鹅的故事。
进入大学后，物质和家庭的压力依然存在。第一次去看电影，王继阳亦步亦趋地跟在室友身后，像“林黛玉第一次进贾府，学贾府人如何吃饭”。整个大学期间，他只会买最廉价的产品，人均二十多的聚餐吃了上顿，下顿就要省着吃。
2018年，河北考生王心仪以 707分考入北大后，发文写道，“感谢贫穷，它让我坚信教育与知识的力量。”
四十多年来，传统应试教育一直处在舆论批判的中心，却又贯穿寒门学子求学始终。在王继阳看来，这是帮助农家子弟走出农村最好的方法，又像是一个被逼无奈的选择。“素质教育对于我们来说是虚无缥缈的梦，是‘差学生’逃避学习、指责学校的借口。”
离开农村后，刘然可以很准确地分辨周围哪些人来自城市，他们要么在待人接物上体现出更好的教养，要么在意见交锋时侃侃而谈，这些由家庭赋予的隐形资本正是农家子弟所缺少的。随着他们进入城市，向着现代文明寻求温暖，附着在他们身上的成长背景特点会愈发显著。
对于中央财经大学毕业的谭伟宁来说，是一种精神上的无所适从。
谭伟宁也曾试着融入周围的环境，加入社团，担任副班长，参加创业项目，“华丽地转化为另一个身份”。但越融入，差异越明显，别人聊起外国明星，自己接不上话，对调剂的专业也提不起兴趣，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失去了学习的动力，靠游戏麻痹自己。
“整个大学期间都处于焦虑状态，对现状的不满，对未来的担忧，总是让内心不安。因为渴望进步，渴望变得优秀，所以从心底会生出紧迫感，常在某个惬意的午后，午睡醒来一脸懵地看着周遭，心中莫名地产生恐惧与担忧。”谭伟宁常常在自己的公众号上写下这样的文字。
随着群体中那些内隐的动力、愧疚、局促、渴望、卑微、梦想在研究中被依次打开，程猛试图展示在城乡二元体制的框架下，农家子弟还未被充分看见的挣扎和亟须疗愈的痛苦。而无论是进入高等教育的“读书的料”，还是被埋没的农家子弟，所体验的痛苦都并非一个人的困境。
困境中，王继阳作出了职业选择。他更想读博，但不久前，他决定去广东省一所私立中学任教。“我不能放弃任何一次机会，不然就是无家可归。”
结束艰难的升学道路后，他们眼前是更紧要的难题：生活。

4.建一个疗愈的“树洞”

“我们的家乡到处都是大山、泥土、农田和牲畜。”
社交媒体时代的又一次寒门学子讨论，有了新的变化：2021年5月24日，一个名为“来自农村的大学生”的豆瓣小组成立了，组长陈栋写下这样一段话。
“我们自己走出了农村来到城市学习工作，希望过上更好的日子，但是却发现没那么容易。我们见识了很多，心态和生活都在城市化，根基却是乡土的，所以我们感觉到割裂和冲击，经常性的迷茫无助，自卑且焦虑。”
1992年出生于闽西某市“最偏远村落”的陈栋，现在是一位雅思老师。他时常翻阅农家子弟们在小组里表露的困惑、无助或喜悦。
在这个豆瓣小组里，网友们谈论的话题离不开：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是农村人；长大后越来越明白为什么我家穷；我的父母以为我能把他们接到大城市生活。
大部分人依然把持续不断的教育视为一切问题的解决之道。
王继阳甚至视教育为阶层的救赎之路。高中时，有学生传说王继阳有自闭症，被班主任制止，“老师保护学生自尊心的善意我仍然还记得”。王继阳为此想过到新疆巴州博湖县当老师，“希望永远不再有像我一样的农家子弟放弃自己的理想。”
乡村教师章鹏涛也有着相似的期待，并且付诸行动。
在对自己成长经历的不断反思中，大学一毕业，章鹏涛回到了浙江老家，成了兰溪市马建镇一名小学老师。除了教授基本的数学课，他还给孩子们进行性教育，培养他们的阅读习惯，安排值周班长，鼓励孩子自我表达，对他来说，“教育是在培养人”。但另一方面，他也不得不承认，“农村孩子和城市孩子差距太大。”
“他们到底未来能够走多远？”章鹏涛回想起不久前一次家访经历，那是班上成绩中等的一个女孩，家在矿山半山腰，二十来平米的砖瓦房，一家四口，没有厕所和浴室。屋外，采矿机器一刻不停地运作。
类似的故事，都以自述的形式，被更多人写在豆瓣小组里，像是对着树洞倾诉，并获得一些安慰。
一位自述为35岁、研究生毕业、税后收入不到一万的成员说，母亲觉得他可以靠自己在武汉定居。
网友们的言论显现出如今互联网中少见的温情。有人娓娓道来自己的故事：“我去年毕业税后六千，从去年九月到现在已经攒到五万了，还给我妈买了部华为，一条一千八的裙子。”末了，安慰楼主“别把妈妈对你说的话太放在心上，她也是为了骄傲，（让别人）觉得自己的孩子很优秀”。
自从书出版后，程猛自己也成了一个“树洞”。他陆续收到一些寒门学子的来信，有人在信中表达自己读完之后的思考和感动，也有人开始诉说自己相似或有差异的人生故事，倾诉成长中的情感困惑和艰难的自我疗愈。
王继阳在豆瓣上写下自己的读后感：“我们永远濒临悬崖，永远漂泊无依，我们在城市里学习那里的人，我们的故乡已经是他乡。我们依靠那可怜单薄的成绩步入学院，我们永远失去了与亲邻的感情。我们是游移的飞鸟，我们是永远孤独的‘读书的料’的农家子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