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普通中国人来说，高考最后一门收卷的那一刻，便是「阶层跃迁」这款游戏的开始。

大多数平凡的家庭，都试图沿着同一条路拾级而上。小学初中高中、周考月考期末考、辅导班、补习课、学区房……城市中产里盛产海淀妈妈，乡镇家庭就只能多买几套黄冈密卷，然后熬过12年光阴，参赛者在同一天开始涂答题卡。

人们会对「阶层跃迁」产生无限焦虑，但又对没有这款游戏的日子感到心有余悸。在改开前，中国社会只有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组成的“两阶级，一阶层”，个人努力在常常在时代前被轻易粉碎。那是一整代人的梦魇。

恢复高考之后，不用“基层推荐”，不用“领导批准”，全看个人努力，历经弯路的普通人发现终于命运可以不再全部操决于他人，历史上最轰轰烈烈的一次阶层分化便由一场考试轻轻撬动，而对它的全民信仰则一直延续至今。

但高考不是这场游戏的结束，它其实只是第一关。

很多刚爬出坑的学子和家长，马上便会栽倒在第二关——选专业的门前栽跟头。人们总是一边怀着“男女都怕入错行”的警惕，一边依赖于低劣的网络信息、局限的认知能力，以及身边250个亲戚的道听途，说来框定自己一生的赛道。

如果说高考分数决定了人生起点，个人努力决定人生加速度，志愿和专业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赛道。过去几十年里，相同家境、相同分数、相同努力程度的人，仅仅因为专业的差别而出现巨大人生落差的人，数不胜数。

高考志愿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的产业。如果仔细拆解，就会发现有的行业长坡厚雪，待遇薪资向来都位于前列；有的行业大器晚成，熬过几十年冷板凳后才枯木逢春；有的行业盛极而衰，学子参照着过往经验入坑，最终后悔莫及。

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高速发展了四十年，即使随便填写专业，也能坐着电梯获取时代的β；但另一方面，我们总结了过去四十年5种嵌入历史进程的专业，它们带来显著的α。当然，这种α需要与之契合的个人努力，才会兑现。

从历史的后视镜中，普通人总能学到点儿什么。

01 外语外贸：改开的宠儿

1984年，香港新鸿基拿下外滩一块地皮，用22个月建起上海第一座百米现代写字楼：联谊大厦。

竣工半年前，联谊的预订出租率已超七成，三菱商事、通用电气、IBM、惠普、花旗银行、三洋电机等大型外企鱼贯而入，有公司排队一年才抢到办公室。建成一年左右，外企们的交租（还都是宝贵的外汇），就填平了建造费用。

在市场经济草莽年代，「外企」是一个新鲜且性感词汇。高薪、假期、补贴、跨国出差、空中飞人、五星级酒店……等一系列远超国企民企的待遇，让学生们见识了资本主义的糖衣炮弹。80年代开始，跨国外企成为就业市场的明珠。

联谊大厦崭新的玻璃幕墙内，中国第一批“白领”走向历史潮头。

去联谊大厦上班，一度是80年代上海大学生的憧憬——外企白领穿着时髦西装，出入有友谊车队轿车接送，拿外汇券去友谊商店买进口香烟，二楼的香格里拉餐厅吃牛排。站在28楼的楼顶，能够眺望对面尚是一片荒芜的陆家嘴。

在北京，去东三环大北窑上班也成了很多人的梦想，这片日后被称为“国贸”的区域，集中了惠普、摩托罗拉等最早入华的一批外企，60%以上的外商驻京机构选择驻扎与此。由于高端商场林立，一度被戏称为“中国的香榭丽舍大街”。

在那个年代熟练英语，可能就是50块人民币和几百美元的工资差距。

北京椿树医院护士吴士宏，花一年半听收音机自学许国璋英语。获得英语专科文凭后，如愿被联谊大厦里的IBM公司聘用。此后12年，她从端茶递水的文员，一步步成为IBM华南总经理、微软大中华区CEO，被媒体称为“打工女王”。

吴士宏成为IBM雇员的那年，李阳从新疆勉强考入了兰州大学工程力学系。没人能想到，这个高考英语16分、孤僻沉默的年轻人，会突然在大声朗读中找到疯狂的激情。在外语成为外企准入证的年代，李阳俘获大批虔诚信徒。

在那个年代，宝洁的管培生在快销行业可以横着走，入职四大的Auditor在90年代就能达到四五千的月薪；在领导面前，IBM的高管可以翘着二郎腿谈笑风生；而如果你挂着一只微软的工牌去衡山路喝酒，大概率会有妹子来搭讪。

上海人民广场的外企招聘会，1992年

需要指出的是：语言是个通识技能，外企招聘的主力是业务对口专业里英语好的毕业生，纯外语专业只是少数。不过，在当年大江南北的“英语热”背景下，还有大量待遇优厚的培训机构、外贸公司等能够容纳外语专业毕业生。

当李阳把万人朗读会办到故宫太庙跟前，外语专业“复合型人才培养”在全国高校烧起燎原之火。北京外国语大学光英语就有5种专业方向，对外经贸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比肩清北，甚至创下一年狂揽16个高考状元的惊人记录。

南京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的吴正浩书记说[4]：“当时但凡和‘国际’二字沾边的专业都吸引了无数考生报考，国际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等，考生们梦想着通过专业的学习后能够和外国人做生意，从外国人的包里掏钞票。”

在《微软的梦工场》一书中，比尔·盖茨写了一个《在中国创新》的序言：

“当我在1997年访问中国期间，中国学生身上所洋溢着的才智、激情和创造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正是缘于这次访问，对我们于1998年在北京成立基础研究院的决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盖茨的高情商发言揭示了一个只属于新世纪初的事实：大型的外资企业可以利用其高利润的业务，在中国这样的后发国家，通过不菲的薪资轻而易举的吸纳最顶尖的人才。只要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就能在时代的潮头上赚好几年差价。

这个赚差价的窗口期非常长，而在加入WTO之后，高速增长的出口催火了外贸专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2003年招生大全”点击量多达4万多次，第一志愿上线是643分，但考了700多分的考生还焦虑地刷新页面，生怕不被录取。

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的作者李可，九十年代北大毕业，在外企打拼十年。这本书精确概括了属于1990-2010年的阶层跃迁路径：毕业工作几年后，进入500强跨国公司工作，一步步爬上北京国贸CBD顶层，成为中产。

在《杜拉拉升职记》洛阳纸贵的2008年，也是外语外贸最后的高光时刻。因为奥运会的举办，中国掀起了迄今为止最后一轮全民外语热潮，之后便是金融海啸汹涌而过，外企在华纷纷收缩，杜拉拉的奋斗史再也难以复制。

2008年之后，外企光环褪却，薪资待遇在顶级央企和民企勉强，不再有昔日碾压级别的优势，这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必然结果。而外语外贸等专业当年的火热，也是中国向世界学习、交流、贸易的重要基础，它们的意义不应该被否认。

若毕业在社交媒体热议“高考应不应该取消英语”的今天，上海大学英语系本科生杜拉拉可能会有一个截然不同的结局。

02 建筑土木：没落的贵族

1987年12月1日，深圳会堂人头攒动。

来自北京的高层领导、来自全国的17位市长、中外100多名记者共同见证了一场特殊的拍卖。竞标从200万起价，44家企业竞相角逐，叫价声此起彼伏，直到深圳特区房地产总经理骆锦星一锤定音——他高举价牌，喊出了525万最高价。

中国首次土地拍卖现场，1987年

这是建国以来第一场土地拍卖，它一改此前土地的无偿划拨制，为中国往后20余年的土地财政和楼市繁荣埋下伏笔。而1998为抵御亚洲金融风暴，中国开启住房改革——延续半个世纪的福利分房被取消，居民住宅从此“货币化”。

买房，终于正式成为中国人一生中最大的开支项。而伴随商品房时代一同到来的，还有蹒跚起步的城镇化改造。那一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仅有33.6%，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6%）。修桥、通路、搭建基础设施迫在眉睫。

房地产和城镇化的两重历史机遇，让建筑和土木工程这两个专业，尝到了时代红利。

从招生来看，土木工程是清华、同济和东南大学等名校当年的王牌专业，只招600分以上的顶级人才。而王牌专业代表了最好的就业，在全国大搞建设下，他们流向了建筑设计院、各大房企以及中铁中建等施工单位。

而在建筑专业，有“老八校”和“新八校”之说，建筑专业的分数在这些学校里基本都排在前列。学子们在学校里通宵画图，毕业后进入万科、保利、龙湖、中海等房企，待遇高升职快，买房炒房近水楼台，属于风口中的风口。

1998-2007十年间，中国经济增速仅有12%，而房地产在拿地和新开工面积上的平均增速分别达到21%和17%[15]。在互联网还是几行代码时，楼市繁荣保证了建筑土木人优于同龄人的就业和待遇，更成为打破阶级天花板的上升通路。

而2008年应对金融危机的救市举措，让两个专业加速起飞。一方面，四万亿的大水漫灌让基建投资飙升，09年基建投资增速42.2%，创下历史最高点[16]。另一方面，楼市被注入强心剂，再次迎来了长达10年的繁荣。

行业名场面出现在2013年。碧桂园老板杨国强对属下说：“给你30个亿，你去给我找300个人来。”自此拉开了地产商的“抢人大战”。碧桂园年薪1.92亿的总裁莫斌、第一位年收入过亿的区域总裁刘森峰等，都是建筑专业毕业。

莎士比亚说：残暴的欢愉，终将以残暴结束。

2016年“房住不炒”提出之后，地产行业增速逐步放缓；而2020年“三道红线”出台之后，房企更是进入去杠杆的关键时刻，所有抱有侥幸心理的房企，都迎来了“残暴结束”。

建筑和土木的毕业生自然难逃行业趋势的碾压。B站up主“大猛子”学土木专业出身，靠记录工地日常走红网络。他调侃自己“来工地两个月，看着老了20岁”，更有经典语录：“3000块招不到农民工，却能招来一个大学生”。

二十年来，房地产成为孕育富豪的沃土，既让炒房群体享受到了流动性红利，也让从业人员赚到了远超时代的回报。当大基建时代和大地产时代结束之时，建筑和土木两个学科的“回报率”，也必然会回到社会平均水平。

大猛子的视频的确透露出辛酸，但不管怎么说，这两个专业的确“祖上阔过”。

03 通信工程：登顶的荣耀

通信工程这个专业，是第一个由于背后产业做到了全球第一，而成为多年高考志愿填报热门的专业。

这个行业的发展史，基本上就是华为和中兴这两家公司的企业史。在改革开放初期，全国9亿人口只有不足200万台电话，但通信设备严重依赖进口，90年代电话装机费高达数千元，来自7个国家的8种制式设备让成本下降进展缓慢。

自此，中国通信行业开始了漫长的逆袭征程，从固化通信到移动通信，从2G到3G到4G到5G，在一轮又一轮的技术演进中，昔日的“七国八制”退出了市场，华为和中兴也逐渐挤进全球前五，前者更是反超爱立信，成为全球第一。

华为在冲顶全球第一的过程，顺便做了一件事：抬高了整个行业的薪酬。

世人都知道华为的薪水高，但到底有多高呢？据《创华为》一书记载，2000年其本科生月薪就有7000元，年终还有10-16万的分红，待遇远高于深圳其他公司，工科院校的电子通信专业整班地被收编的盛况，在当时非常普遍[10]。

1998年10月，中兴与华为都在清华园招聘。本是中兴先来，但华为高薪抢人，原本签约中兴的至少七成转投华为。2000年，重庆邮电大学电信专业毕业班，40多人有39人入职华为；东南大学30多人的无线电班，被华为招走25个。

高薪的另一面，是华为的狼性文化和“奋斗者”制度受到了广泛的口诛笔伐，但即便如此，每年奔赴华为的人仍然如过江之鲫。

对于寒门学子（华为最喜欢招的一类人）来说，下图帖子里的观点可能才是他们的共同心声：

2021年，被制裁下的华为全球收入6300亿人民币，全年发放的薪酬及其他福利费用超过了1300亿元人民币。按照其员工数量20万来推算，平均每位员工的年薪超过了70万。老员工如果加上股票分红，拿到手的数字可能会更多。

有一种说法是：华为中兴在某种程度上，降低了通信专业就业的“多样性”。

理由是中国通信设备商崛起的同时，“外企”们都在凋零：北电破产，诺基亚和西门子的电信部门合并，摩托罗拉出售电信部门，阿尔卡特朗讯并入诺基亚……想在通信设备行业找一份朝九晚五、无须996的外企工作的确不容易了。

但从更广的视角来看：华为中兴占全球通信设备40%的市场份额，对应的，如果全球通信行业的高端岗位有10000个，那中国就至少占有4000个。而在华为中兴尚未崛起的90年代，这个数字可能只有500个甚至更少。

另外，这个专业的好处在于它的延展性：既要学焊电路板，也要学算法编程，所以既能往电子芯片等硬件方向走，也能往计算机互联网方向走，而一位C9高校通信专业研究生告诉笔者：“去不了互联网公司，起码还有华为中兴可以保底。”

一个行业如果做到了全球第一，的确能够给本国毕业生提供足够的“就业纵深”。

04 计算机：流动性的神话

2009年春天，红杉中国在京郊开年会，沈南鹏把主题定为“Mobile Only”。
往前一年，金融危机中的决策层为了刺激内需，3G牌照提前发放，三大运营商大打价格战。往后一年，雷军开始紧锣密鼓做第一款小米手机，iPhone4在国内炒到上万，蜂拥而至的黄牛在三里屯苹果店的长队前大打出手。
提速降费的网络、易用的智能机，与庞大的人口基数产生化学反应，在逐渐萎缩的PC端外激发出新的能量，移动互联网的好日子呼啸而至。
VC/PE投资人们提着水管，把绿油油的美钞从大洋对岸哗哗泵进中关村。电商大战、外卖大战、直播大战、网约车大战、短视频大战、共享单车大战、社区团购大战、在线教育大战……每种生意都值得用互联网重做一遍，每场仗都值得不计成本、不惜代价。

滚滚燃烧的钞票，把互联网老板们送上胡润富豪榜，和房地产大佬同台竞争，也把底下打工人的薪酬Package和期权价值步步拉高。

作为整个行业的核心燃料，信息技术相关专业人才的收入从2013年开始超越金融业，高居所有行业之首。

在后厂村，跳槽一圈薪酬翻3倍的都市传说声名远扬。

挥别了通讯基建的辉煌年代，13号线尽头的北京邮电大学摇身一变，成为中关村最大码农培训基地，毕业生从三大运营商，分流向了BAT、TMD和创业大街上的孵化器咖啡馆。对北邮学子来说，这是一条通往人生幸福的快线：

从北邮所在的大钟寺站上车，五站直达西二旗，大厂遍地，向北两站之外的回龙观，有数不清的隔断次卧静待合租。

在这条地铁线上熬几年996，他们就迅速完成了同龄人辛苦半生才有的财富积累。

这十多年来，中关村的置业顾问都知道，如果一个客户全款买房，要么是拆迁户，要么是公司刚上市的互联网码农。

2021年初，快手上市2周市值飙到1.5万亿人民币，园区4公里外的融泽嘉园房价一周涨了20万。快手员工谈论公司股价，计量单位用的是“今天我跌了一辆大G”，或者“涨了一辆特斯拉”。

类似的故事在杭州西溪、深圳南山科技园反复上演。2014年阿里上市，杭州多出上百位千万富翁，员工的丈母娘和西溪的房地产商笑得合不拢嘴。码农一跃成为21世纪相亲市场上的香饽饽，也成为高考志愿填报的头号对标职业。

但造富的窗口不会永远敞开。

2014年，程序员郭宇来到中关村，窝在民房里和创业公司同吃同住。起床把被子塞到沙发底下，抽出桌子就开始写代码。那时的中关村并没让郭宇有硅谷的感觉，他只记得满街还在卖电脑配件。

公司被收购后，他成为字节的早期工程师。2020年，28岁的郭宇决定辞职退休，手中的期权已经涨了200倍，足够他做任何想做的事，比如去日本开温泉旅馆。同一时期，那些挤破脑袋进入大厂的计算机毕业生，发现自己被卷入了一场漫长的、声势浩大的“毕业”潮。

在一条纪录片里，采访者问郭宇：“走到今天这一步，你觉得运气大概占多少？”他面色平静地回答[7]：

“运气大概占70%，个人努力占30%。如果我妈妈不在五岁时送我上小学，那我会错过所有移动互联网爆发最关键的时机。就算满足了这个条件，也可能不会来北京，而大部分分享移动互联网创业红利的公司都在北京。

这些都是看起来简单的、随机性的、不怎么重要的事情，但等你真正获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再去回溯，这些其实是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事项。”

05 生化环材：板凳的逆袭

在2022年的毕业季，最吊诡的一幕成了风口变迁的隐喻：抢破头进互联网的毕业生被无故毁约，原本无人问津的天坑专业却成为香饽饽——车企、半导体和风投高薪挖化学和材料人才，甚至有VC的新能源团队点名要化学博士[1]。

化学与材料此前一直籍籍无名，更是跟生物、环境等一起并列为“生化环材”，被贴上“天坑专业”的标签。

所谓“天坑”是因为薪资低、机会少、工作环境也算不上舒适。读书时课程枯燥难懂，毕业也没什么太多出路——要么本专业就业，待遇一言难尽；要么毕业转行，忍痛抛弃专业积累；要么读到博士，争取更卷的科研岗位。

这形成了一种荒诞景象——即使在一些985院校，天坑专业的学长学姐们也会主动“传帮带”，提点后辈们要么早学编程，转行互联网，要么早准备考公，争取毕业后上岸。即使有人想认真学专业课，也会被这种架势吓到。

这种尴尬的窘境，一直到“卡脖子”声音越来越大的近几年，才有所改善。

大背景就是中国从“下游应用创新”，逐渐转移到“上游技术创新”上。这种转移的动机既有顶层设计的主动引导，也有国际形势的现实因素。在上游频频被帝国主义国家卡脖子的当下，一些基础学科的意义骤然提升。

在“生化环材”四个专业中，生物工程的就业伴随着国内药企的壮大而逐步改善，化学和材料专业的就业，也被新能源汽车、光伏、半导体等行业带动起来。这些行业都是不折不扣的“硬科技”，都需要高密度的基础学科人才。

以新能源汽车行业为例，两位蜚声全球的人物——宁德时代曾毓群和比亚迪王传福均有基础学科背景。曾毓群曾经在中科院物理所攻读凝聚态物理专业，师从资深电池专家陈立泉院士，王传福则毕业于中南大学冶金物理化学专业。

新能源上下游产业链中也其中不乏化学、材料专业出身的大佬。比如赣锋锂业董事长李良彬是化学专业毕业，天赐材料董事长徐金富是中科院的化学硕士、当升科技和容百科技的创始人白厚善则是中南大学有色冶金专业毕业。

光伏领域的老板们专业背景更硬：隆基股份的三个创始人都是半导体材料专业毕业；TCL中环的掌舵人沈浩平是半导体物理专业，天合光能的高纪凡是量子化学硕士，阳光电源创始人曹仁贤的另一个身份是合工大博士生导师……

昔日冷门学科的毕业生出现在富豪榜之上，这某种程度上是中国产业升级的胜利。

当然，中国上游创新仍处于青萍之时，类似互联网那种高薪岗位相对有限。对于没有特别兴趣的寒门学子来说，需要坐多年冷板凳的基础学科，并非是最好的选择；但对于家境好且有兴趣的学生来说，选择它们并不会错。

任正非曾经谈及芯片领域的“卡脖子”时讲道：“我们国家修桥、修路、修房子……已经习惯了只要砸钱就行。但是芯片砸钱不行，得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但是我们有几个人在认真读书？博士论文真知灼见有多少呢？”

任正非这段话颇有道理，但有一点没讲透：要想中国的“xx学家”达到可以“砸”的数量，需要一个关键的前提：要有足够多的高薪岗位来容纳这些“xx学家”，而不能寄希望于他们一边过着清贫的日子，一边向诺贝尔奖去冲击。

所以，生化环材和基础科学爬出深坑的那一刻，应该就是中国产业升级趟过深水区的那一刻。

06 尾声：专业选择里的阶层密码

实际生活中，专业的选择与行业的景气往往是错配的，比如2012年学金融，四年后进银行喜迎降薪；2018年学计算机，2022年毕业赶上互联网大厂毕业典礼。

正如广场舞大妈的入场预示着牛市结束，人人趋之若鹜的时刻往往意味着行业的顶点，也是衰退期的开始。专业的选择与对口行业的兴衰看似充满巧合，但在过去几十年的几次风口中，我们依然能找出一些规律：

1.  杠杆在哪里，增长就在哪里：重资产行业往往是先进行天量投资，再通过规模效应赚钱。投资的本质是杠杆，来源无非政府、企业、居民三种，谁能上杠杆，对应的行业就有受益的可能。

比如90年后期，电力投资加速，各省份都在狂建火电厂。2003年，随着一大批高能耗行业投资完成，A股市场上钢铁、石化、汽车这些高能耗行业板块出现了一轮激情四射的上升行情，成为股民嘴里津津乐道的“五朵金花”。

2015年后，政府开始去杠杆，居民部门则因为涨价去库存猛加杠杆，对应的地产、家电、建材成为最大受益者，政府买单的铁路、电力、通信等行业自然进入衰退周期。

2. 在行业格局形成前上车：互联网、手机、新能源、芯片设计这些行业，赚钱效应往往在行业格局稳定之前，上车的最好时机是资本不断涌入，市场主体众多，寡头尚未诞生之时。行业的竞争烈度越高，就越有机会把资本创造的泡沫变成实实在在的资产。

等到众多品牌经历一番泥沙俱下，淘出最后的美的格力、小米OV时，往往也是行业渗透率到达天花板，高管纷纷把股权换成别墅、公司开始降本增效、老员工喜提毕业通知的时候。

1999年从富士康辞职，可以成为立讯精密的老板王来春；2019年从富士康辞职，只能去立讯精密给王来春打工。

两个能力相当的年轻人，一个在大浪淘沙时进场，一个在寡头分治时入局，上升空间可能就是十倍百倍的差距。

3.去附加值高的环节：同为IT岗位，在国有银行里当程序员，就不如在美团当程序员，前者属于支撑部门，附加值低；后者属于核心部门，附加值高。

即使是高景气度的行业，利润的分布也是不均的；卷烟厂的工人和富士康的工人都是工人，但由于在产业链的地位不同，待遇也千差万别。

去银行干IT的工资也许更高，但由于不是创造利润的核心部门，增长潜力甚至远不如互联网创业公司。

4.把红利变成资产：2010年去立讯精密打十年螺丝，只能攒一套三线城市首付；2010年买立讯精密股票拿十年，可以攒一套上海中环的首付。参与一个深处红利期的行业，不仅仅只有跟奋斗逼一起开卷一条路。

过去几十年里，资产红利其实是阶层跃迁的一条重要通道。

周金涛说过：十年前你在中信建投找了一份工作不重要，十年前在朝阳门的中信建投证券旁边买了一套房子真的很重要。同理，十年前可以没通过苹果的面试，但一定要买过苹果的股票。

总而言之，个人努力与历史进程的完美融合，往往是经济的宏观周期、行业的竞争格局、资本的幕后推动与个人的机缘巧合共同作用的结果。

无论其中有多少规律与法则可循，我们都必须承认，能够学一个合适的专业，去一个合适的行业，并最终跨越阶层的这种天作之合，在这个社会始终是少数。

宏观经济始终会平均影响每一个人，无论国际政局与经济周期如何天翻地覆，大多数人在社会中的相对位置其实并不会改变。而在固化焦虑飞速蔓延的当下，一个人的阶层上升下降与否，对标的对象不应该是全社会的前1%，而是和自己出身家境相似的同龄人。

有一点可以肯定：真正通过努力改变命运的人，无论其出身显赫或平凡，无论其家境殷实或尚可，无论时代对其慷慨或辜负，他们往往都有在关键选择时孤注一掷的勇气，在十字路口告别舒适的魄力。

行业的风口、资本的推动、时代的红利也许是那99%，但最关键的还是源于自身的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