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个春节过去了，出门在外的游子们再一次丈量了回家的距离。
    在归心似箭之后，有一种莫名的复杂情愫在归程泛起——满心欢喜，又略带失落和陌生。
    在一些地方，推土机在狂飙突进，儿时的山水风貌，连同记忆一起，被机器碾压填埋，取而代之的是楼房、电站、工厂和马路。回家的时间在变短、道路在变宽，家的感觉却离得越来越远。
    斗转星移中，乡愁在物是人非的现实面前，渐渐模糊。新人新事扑面而来，让我们猝不及防，却又急于找寻，那些望得见的山、看得见的水、记得住的乡愁。
    这是去年中央城镇化会议中的表述，略带诗意的同时给出了一个美好的愿景，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生态上改善生活条件。
    可以预见，新一轮城镇化开启了中国未来10年的发展引擎。这将直接影响2亿人的生活，也将间接影响中国13亿人口的未来。
    当然，你，还有你们，都不例外。
    在新型城镇化建设大幕拉开的当下，如何实现从土地到人的城镇化转变，成为了决策部门制定政策的重要考量，也被公认为政策成败的关键点。
    我们从微观个体的一个个“人”出发，沿着社会内核深处的流动轨迹，追踪这个变迁时代里暗含的发展机理和逻辑，为城镇化建设提供原味料。
    这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回乡情怀，也是当下新型城镇化的一份鲜活报告。
    泉林镇就地城镇化的近忧远虑：配套落后县城楼市吸金
    对于城镇化，金焜 (化名)多少有些纠结。
    作为自小在城镇长大的普通居民，金焜首先想到的，是农民从老旧的平房，搬进新建的楼房；而作为一名曾经的村镇建设干部，在金焜眼中，城镇化则是就地、就近建设社区，并转变农民的身份。
    这两种不同的身份，让金焜有着截然相反的 “欣喜”与“忧愁”。喜在眼前，城镇化中农民住进好房子；忧亦不遥远，新社区的建设与配套并不协调。
    然而不管怎样，城镇化已在路上，金焜所在的泉林镇如此，泉林镇所在的泗水县如此，泗水县所在的济宁市如此，放眼全国，亦是如此。
    每年提高3个百分点以上，到2017年城镇化水平力争达到60%以上，5年内赶上全省平均水平……2013年5月，《大众日报》在报道济宁市城镇化工作会议时列出了上述数据，而按照济宁“十二五”规划，确保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
    尽管城镇化目标在调整，城镇化带来的“欣喜”与“忧愁”仍然存在。
    基层干部眼中的新城镇化
    站在办公室窗前，金焜的目光越过皑皑白雪，最终落在了马路对面的“泉林新城”社区。
    与周边低矮的平房相比，一期11栋楼房的规模，以及“新型城镇化建设典范社区”的定位，让这个社区鹤立鸡群一般显眼。
    在当地政府的信息中，“泉林新城”有另外一个名字——“泉乡社区”。建成后，这里将是该镇荀家岭村317户农户的回迁区。
    自2006年开始到镇里“村镇办”上班，在随后近8年中，包含拆迁、征地等流程的“城镇化”推进，是金焜和其他几位同事的主要工作。
    尽管如今金焜工作岗位有所变动，但看着窗外已见雏形的社区，他话语间难掩近8年工作的满意，并多次反问记者：“谁不愿意住进好房子？”
    2010年4月22日，作为泉林镇第一个农村社区项目，雷泽湖社区项目举行开工奠基仪式，项目规划涉及临湖等6个村庄，居住人口将达6000余人。
    金焜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雷泽湖项目可以看做是镇里推进城镇化的一块试金石，而后才有了镇政府对面的“泉林新城”。
    事实上，在大力实施“城镇化追赶战略”的济宁市，金焜所在的泉林镇不过是一个缩影，而他亦只是众多“村镇建设”干部中的一员。
    公开资料显示，作为所在县仅有的两个中心镇之一，泉林镇人口规模7.13万，镇区人口2.95万人，城镇化率高于全县平均水平。
    济宁市“十二五”规划显示，确保城镇化水平每年提高2个百分点以上。而横穿泉林镇的327国道沿线，就分布着该市城镇化建设的多个关键节点。
    在当地一位房地产人士看来，城镇化的推进亟须产业支持，否则无法形成人口聚集效应，将导致城镇化所建房屋难以消化。
    金焜提到，泉林镇的附件加工全国闻名，“市场上每10件产品就有我们企业生产的3到4件”。
    中国机床商务网2012年的信息显示，2012年，泉林镇所属附件加工企业有86家，近5年从业人员比例一直保持在14%左右，从业农民增加收入5000万元。
    在金焜看来，新型城镇化的“新”，是由过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规模扩张、空间扩张，调整为更加突出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的内涵，进而争取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看到，在网络帖吧中，有外出务工人员不时询问“泉林新城”房价，并表达在当地安家的意愿。
    近忧：资金待解
    《济宁日报》日前关于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报道中，把城镇化比作未来10年发展的金矿。
    而在2013年2月，时任济宁市住建委主任柳景武也曾表示，“济宁城镇化率每提高1个百分点，可拉动GDP1~1.5个百分点，新增投资140亿元，新增地方财政收入11亿元。”
    在金焜看来，这或许只是先画一张饼，在得到这张饼之前，更重要的是解决城镇化社区建设中，让楼房得以矗立的“烙饼的面粉”。
    以“泉林新城”为例，该项目规划用地面积207亩，总建筑用地面积为178.95亩，总建筑面积14.22万平方米。
    泉林镇政府网站2013年12月份的一篇文章提及，泉乡社区一期工程11幢住宅楼全部封顶，正在进行内部装修和外墙施工。
    值得注意的是，泉乡社区总投资2亿元。对于该项目的资金来源，金焜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因为是保障性住房，项目采取招投标，开发商肯定具备实力。
    该项目的开发商、山东雷泽实业有限公司人士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目前已完成投资三四千万元。”
    泗水县委书记范宇新的讲话资料显示，2013年3月份，(济宁)市委市政府决定从2013年到2015年，每年拿出3.5亿元作为城镇化发展专项资金。
    不过，在前述房产人士看来，从全市的角度看，3.5亿元规模有限，且济宁在城镇化推进中，也会有对中心城镇建设的侧重。
    泉林镇所属的泗水县政府办公室2011年7月发文称，2010年开工14个新型农村社区建设项目，规划建设住宅楼348栋5773户。
    而在2012年7月份，在对“济宁市加快推进城镇化工作会议”的报道中，济宁新闻网提到，近年来，济宁市大力实施“城镇化追赶战略”，城市建设有了长足发展，中心城区框架进一步拉开，组群城市加速融合发展，县城和小城镇建设规模形象有了明显提升。
    济宁市建设信息网相关信息则显示，济宁市县域经济整体实力不强导致的城镇化发展不平衡问题越来越突出，用地、融资和工程建设、城市管理等环节还存在一些亟待破解的矛盾和瓶颈。
    在建设资金问题上，金焜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承，在财力上，政府确实有限，更多还是寄望于社会多元化资金渠道。
    2013年3月，范宇新在公开讲话中提到，“要进一步规范完善投融资平台，加大市场化融资力度，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吸引私人资本、社会资本、境外资本投资参与城镇建设和运营。”
    在与《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通话中，针对是否存在资金困难的提问，上述开发商人士表示，“目前各行各业的资金都不好找”。
    一位接近当地政府的商界人士称，“政府财力有限，真正有实力的开发企业不多，而从收益率上，在商品房与经济类住房之间，企业更倾向于前者。”
    远虑：配套难题
    提及商品房，金焜的眉宇间掠过一丝欣喜。欣喜的由头，来自4年前他在县城所做的一笔投资。
    2010年，他在县城购置房产的价格不足2000元/平方米，如今房价普遍涨到了3500元/平方米上下，地段好的房源更有“奔5”的架势。
    对于办公室对面的泉林新城，金焜对其房价的预测在1600元/平方米左右。即使家就在附近，但他更情愿以后在20公里以外的县城居住。
    在金焜看来，城镇化再怎么推进，县城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优势，是新型社区在短期内无法超越的。
    《济宁日报》在近期报道中提到，全市80%以上的新增基础设施集中在中心城区和县城，农村商业服务、文化娱乐、医疗卫生设施比较缺乏；县域之间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除几个区域城镇化水平较高外，其余县基本在30%左右；小城镇数量多、规模小、功能缺失，综合建设水平亟待提升。
    此外，在济宁市今年“两会”前进行了详细调研的代表和委员们认为，当前该市一些地方发展方式粗放，“人口城镇化”建设速度严重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建设速度，应该引起高度重视并着力加以解决。
    在金焜看来，“人口城镇化”并不只是户籍、住房等方面的转变，中心县城居民所享受的软件配套，在城镇化中更为重要，也更难实现。
    在今年济宁“两会”期间，有下属区县的代表建议，拓宽住房保障渠道，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加强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服务，推动城镇人口社会保障全覆盖。
    在金焜看来，正是对于上述多项“软件”的追求，与他年龄相仿的人还是愿意将购房的目光放在20公里以外的泗水县城。
    随着县城购房者的增多，金焜4年前不足20万元投入，如今价值翻番已是“手拿把攥”。不过，资金的“外流”，却给泉林镇的产业带来了新的考验。
    2月6日，县城通往泉林的县乡公交上，从事机床附件加工的3位个体老板不时抱怨着产品质量的下降，以及人才流动带来的烦恼。
    对此，金焜认为，工业化是城镇化的发动机，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加速器，“没有产业支撑的新型城镇，缺失活力和竞争力”。
    有当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要坚持产城一体，以产业兴城镇，以城镇促产业，带动发展新兴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集聚城市人气，力避城市大框架下的产业“空心化”现象。
    L村经济开发区的试错尴尬：政策加码 仍缺企业入驻
    山东西南部的这座小县城，虽地处东部经济带，但由于缺乏特色资源和优势支柱产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小城里的年轻人陆续外出求学和工作，大部分聚集在经济发达的大中城市。路小北(化名)就是其中的一个。自2006年考上苏州的一所大学后，路小北只在每年春节才回家一次。
    从这里走出去的本科学历以上的毕业生很少回城就业。回来的青年主要有两条择业道路：一是进入县城的机关事业单位或国企；另一个选择便是从商做生意。也有少数会选择当地的私企。
    今年春节，路小北回城后发现，小城的商业气息日渐浓厚。以前在大中城市见到的大型商场、超市、影院、连锁酒店，不知何时已经占据了县城的繁华地带。各种服装店、餐饮店、便利店，集聚在县城的交通干道、商业街上。
    路小北的家并不在县城的核心位置。用他的话说，他的家乡L村，是“城镇里的村庄”。
    路小北的家在城郊。以前，这里是成片的农田。如今，村里的耕田全部被征用，村庄被崭新的楼盘和气派的厂房包围着。当地人说，这里是县政府规划建设中的新城区，也叫“经济开发区”。
    新城区有宽阔的街道、高大的楼房、美丽的公园，但因尚未完全建成，所以并未有太多人迁入，更多的人还是居住在老城区。
    和许多县城一样，由于人口众多和城市发展双重压力，老城区里，上世纪90年代还清澈见底的护城河，早已成了堆积垃圾的死水。
    当地官员说，经济开发区已经有不少企业入驻，但也有很多厂房被搁置，“由于没有特色资源和优势产业，所谓的经济开发区并没能很好盘活。当地在促进经济发展上做了很多尝试，也走了不少弯路，如今县财政也基本被掏空了”。
    城郊村庄的征地之路
    路小北出生在这块土地上，6岁被送进邻村的杨庄小学念书。在他的记忆里，自己的母校是两排破旧的平房。如今，杨庄小学还在，只是完全变了模样，两排平房也被齐刷刷的楼房代替。
    路小北有些失落，“新建的学校很漂亮，可是在这里，再也找不到任何与我有关的记忆”。
    上世纪90年代，村庄周围都是农田。孩子们常在田间的小溪里戏水。相比远郊村庄，城郊农民的人均耕地很少。路小北说，当时L村的人均耕地是半亩，农活相对较轻松，村民便利用闲暇时间做起了“副业”。
    当时，路小北的爷爷是县城一家化肥厂的厂长，小北的父母和村里的一些年轻人，也都进入化肥厂做起了工人。
    后来化肥厂倒闭，村里人又开始寻找新的致富路。一些人在小镇上做起了服装生意，还有一些人则在村子里搞起了养殖。
    路小北的父母在村里租了几间房子，开办了养鸡场。最开始养了1000只鸡，后来养鸡场逐步扩大，饲养鸡数最多时达到了4000多只。
    父母靠着勤劳致富赚了一笔钱，大概在2003年的时候租赁了一个养殖厂，但没过多久赶上“禽流感”，养殖厂赔了钱，便搬了出来，在村子里又重新盖起了养鸡场。
    彼时，村里的很多人开始在农闲时节承接一些工艺品制作。L村附近有一家工艺品厂，村民在自家手工制作工艺品，工艺品厂负责上门收购。这种家庭式的小作坊劳动，弥补了村民因耕地少而造成的收入不足。2004年间，村民听闻外来企业要在L村建纺织厂。果然，没过多久，L村的耕地便被当地政府以“一亩地补偿1000斤小麦”的价格租赁了。自此，L村的农民成为了不种地的农民。
    没了耕地的农民开始全身心投入自家的营生。除外出务工，有人做着服装、电器生意，也有人开起了超市，还有一些人选择到附近的工厂就业。
    2012年，政府扩大用地，路小北父母的养鸡场也被征用了。路小北说，父母已经年近50岁，除了做养殖，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于是又在距离L村15公里以外的地方租了一个养鸡场，但由于多次搬迁，前些年的积蓄也基本被耗尽了。
    如今，经济开发区建设带动了L村周围的商业发展。村里人开始在附近的售楼处、超市、商场寻找工作，每月赚取1000~2000元。
    被征走的耕地有的做了厂房，有的建起了楼盘。当地人却说，这些新建的楼盘销售情况并不好。
    L村四周已经被开发殆尽。路小北说，接下来就要拆村民的院落了。将要被拆迁的消息早已在L村传开，村民开始在村里“大兴土木”，以往不算拥挤的村庄在很短时间内，便被密密麻麻的房屋填满，而L村的200多名村民，将在未来的某一天，集体搬进光鲜亮堂的楼房。
    经济开发区步履维艰
    路小北骑着自家的电动车在经济开发区转悠。电动车是这里的主要交通工具，不管是城镇还是农村，县城里几乎各家各户都必有一辆。
    经济开发区很大，路小北花了将近20分钟才绕完一圈。与附近一幢幢拔地而起的商业楼盘相比，开发区内的工厂几年来变化不算太大。
    聚集在这里的企业大多是纺织、食品加工等制造业企业。虽企业陆续入驻，但园区并不像县政府最初预想的那么热火朝天，甚至有些工厂并未真正运营起来。
    其中一家造纸厂5年前就开始投入建设，直到现在还未见效。当地人说，这家工厂中途夭折，原因主要是技术不到位，生产不出合格的纸箱。
    由于缺乏产业支撑，当地的财政收入主要来自土地买卖。当地政府对于入驻企业给予了很多政策照顾。当地的一家民营企业老板说，政府对入驻企业前3年免税，尽管如此，外地的企业依旧很难招进来，“以前，外省企业入驻才叫‘招商引资’，现在本市其他县的企业也可以进驻。更有甚者，本县的一些企业如今也开始进入经济开发区”。
    这位老板说，也有一些企业来这里避税3年就走了。对此说法，记者未从权威渠道获得证实。
    当地官员说，前些年上级部门搞项目评比，为了迎接上级检查，县城曾经连夜拆掉不少建筑物，所涉及的拆迁款也是一笔巨大的财政支出。
    当然，这个不算富裕的小县城，人们的基本生活保障问题并不大。工薪阶层的平均月收入在1500元左右，新城区房屋均价多为2000元~3000元/平方米，旧城区新房的价格最高也未超过4000元/平方米。这里的很多居民原本就拥有房屋资产，所以，房价对他们来说，并不算太大的负担。并且，经过近年来的拆迁补偿，现在不少家庭拥有两套以上的房产。
    新生代青年陆续在经济开发区购置房屋，跑动在新城与旧城之间的私家车也日渐增多。但由于县城未能形成产业集群，每年全县还是会有近1/3的居民外出务工，高学历青年也不愿回城就业，大量的房屋被闲置。
    城镇化大背景下，这个传统农业大县的城郊村庄，正在越来越多地被高楼大厦和外来工厂包围。而这被炒得热热闹闹的经济开发区，却是步履维艰。
    被荒芜了的土地，怎样才能重新长出庄稼？轰轰烈烈建设的经济开发区，如何宽慰失地的城郊村民？路小北只知道，不管怎样，故乡已经不会再变回自己童年时的模样。
    东华村青年的城乡之困：回不去的乡村 扎不下根的城
    浙江衢州的大年初二虽然不冷，一头金黄色头发的志伟还是习惯性地将双手插裤袋里。每走几步，他会甩一甩头发——20岁的他认为，这样会显得酷一些。
    “你们可能不知道，现在这个发型在城里很流行。”他坐在靠椅上，对几位在本地打工的儿时玩伴说，杭州的下沙区有很多美女大学生，“我要是大学生该有多好”。
    在城镇化浪潮中，父母外出打工，志伟从小在爷爷奶奶的怀抱中长大。像志伟一样，中国农村有很多青少年因缺少父母管束等原因只读到初中，甚至更早辍学。
    随后，他们或者又读两年职业学校，或者直接进入城市打拼。这是一群渴望融入城市的农村青年，其中不少跟志伟一样进入了美发行业。通过面对面交流，《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发现，他们选择做美发，除了可以“学一门手艺”，还因为美发在他们心目中是时尚和潮流的代名词。
    但是，现实的困境在于，他们依旧很难真正融入城市，始终觉得自己是斑马线上的过客；他们大多也不愿再回到农村，“因为回去没事做”。
    扎根城市的“门槛”
    志伟是浙江衢州人，家住后溪镇东华村，当地因有一座始建于明末清初的古寺而小有名气。
    平日里，这座小山村异常静谧，大部分青年都在外打工，年纪大的则在家务农。只有到了春节，青年们才像候鸟一样回到乡村，使这里重新热闹起来。
    春节期间，在农村这样一个熟人社会，谁家孩子的工作及薪资不再是讳莫如深的秘密，反而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谈资。
    不管“混得好不好”，青年们回乡时都会尽量表现得体面一些。过年前几天，志伟特意买了当地最贵的香烟，不远处有熟人走来，他便会递上一根，问声好。
    随后的话题多半是他下班后在杭州的见闻。他会提到杭州西湖、传媒学院的大学生，还有最流行的发型。不过他很少跟人提及他现在工作的详情。
    在《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允诺不透露其真实姓名的情况下，他和盘托出。仿佛找到了一个宣泄口，他张口就指责老板的精明与抠门。
    “以前是两块钱，现在是一块钱。”志伟说，他现在每天的工作就是为顾客洗头，长达13个小时的工作中，最多只能为50多个顾客洗头。也就是说，他每天能获得50多元的报酬。“我每发两根烟，就要洗一个头啊。”志伟有点黯然。
    他曾在衢州当地的一个小城镇学习美发，当时感觉在小地方“没花头”，所以选择去杭州闯一闯。到了杭州下沙，初中还未毕业的他发现，经常会有大学生来店里做头发。
    “他们跟我差不多大。”结识了几个大学生的志伟说，“感觉大学很好玩”。他甚至在QQ签名上写着，“大学才是恋爱的天堂、交友的平台”。
    在他还是一名初中生的时候，与很多小伙伴一样骑着单车上学，不过他不带书包，被当地村民调侃为“上班族”。
    这些“上班族”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在当地城镇化的潮流中离开农村前往城市打工。作为留守儿童，他们从小由爷爷奶奶照顾。人民网在2011年5月进行的一项关于“全国留守儿童的学习状况”调查显示，农村学生中，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要比非留守儿童的学习兴趣低一些。
    “我现在没有什么后不后悔的，反正当时不想读书。”志伟说，他目前很看好美发行业，他认为做头发是一种潮流。谈及更长远的规划，他觉得自己在杭州扎根的可能性很小，畸高的房价会是最明显的羁绊。
    当地受过大学教育的吕建成也对记者坦言扎根城市的不易。他说，房价、物价，甚至未来丈母娘都会是门槛。
    回不去的乡村
    尽管扎根城市艰辛，目前在浙江桐庐工作的吕建成还是有去大城市闯一闯的想法。“刚毕业的时候雄心壮志，现在在桐庐待了一年半，感觉连动的勇气都没有了。”他自嘲说，自己再不动就要老了。
    不管是志伟还是吕建成，出身农村的很多青年都渴望离开农村，融入充满更多可能与机会的城市。志伟说，他不想回到农村，“因为在家不知道做什么”。
    作为男孩，志伟还可以像父辈一样选择务农，可是近年来务农的成本与收入倒挂，使青年们望而却步。
    在东华村，村民们除了种植水稻，柑橘也是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不过从新世纪开始，橘农的眉宇从未舒展过，因为在农药、化肥价格高企的同时，橘子的售价却几乎15年未变。
    橘子没有人收是当地村民最直接的痛楚。在行情差的年份，甚至要亏掉上一年一半的收入。在橘子卖不出去的年份，当地不少村民甚至手工将橘子剥成橘皮与橘肉，能卖一点是一点。
    这在15年前是难以想象的。当时在春节前，就会有各地经销商上门收购橘子，因为收成好，很少有村民会外出打工。
    如今，当地的橘林已经日渐衰败，一些外出务工的村民已经不给橘树施肥、打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看到，枝头的橘子无人采摘，熟透了的则掉了一地。
    “回去更挣不了钱。”志伟说，他现在月薪虽然只有一千多，但相信日子会越来越好。最近，他刚得到老板的许可，可以给顾客染发了，提成是6%。
    在他眼里，美发不是一项简单的谋生手段，还是一种时尚。他告诉记者，每当看到顾客的头发变得更“炫”后，内心的自豪感会油然而生。
    与志伟类似，从事家电销售的吕建成也从未考虑回东华村，“我已经回不去了”，“生活习惯和环境，已经融不进去，而且回去也没有能力谋生。”吕建成说。
    据《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几年前生猪行情好的时候，当地有不少青年选择生猪养殖作为创业项目，政府部门也给予相应补贴，但近年来生猪价格波动很大，而且突如其来的疫情往往会让资金不够雄厚的创业者一蹶不振。
    出于经济收入及风险的考量，大部分农村青年还是选择去城市，尽管觉得自己只是斑马线上的过客。
    解决困境的路径
    春节回家过年，很多农村青年都会感叹，村子变了。欣喜的是，坑坑洼洼的泥巴路得到了硬化，农村污水管道也有了一定完善；感慨的是，农村垃圾已经让昔日小桥流水的美景不复存在。
    尽管每个村都设有垃圾箱，并有保洁人员负责运送垃圾。不过，据当地村民透露，保洁的人力有限，垃圾箱的清理频率非常低。
    去年12月12日至13日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要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里的中国》作者叶一剑在解读此次城镇化工作会议时说，心安之处是故乡。他认为，应考虑如何将在城镇化过程中失去的故乡，在我们的城市中重建。
    对于像志伟这样的农村青年来说，更重要的则是告别现今“回不去的故乡，进不去的城”的尴尬处境。单从数据上看，我国的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17.9%增长到2012年的52.57%，但“土地城镇化”远大于“人的城镇化”。
    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新型城镇化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新华社报道说，去年9月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专门邀请两院院士及有关专家，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他们座谈。不少院士认为，近些年来我国城镇化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尤其是城镇化率虚高，1亿多农民工进城后享受不到同等公共服务，只能算是“半城镇化”。
    除了进城必须面临买房压力，回乡又收入倒挂外，农村青年还因城乡户籍割裂等问题而迷茫。目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已超过50%，但城镇户籍人口的比重却只有35%左右。按照半年以上常住人口的口径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7亿人中，有大约2.2亿人仍然持有的是农村户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林家彬接受《经济日报》采访时曾说，“这些人在很大程度上享受不到城镇户籍人口所能够享受到的市民权利和公共服务”。
    志伟说，他其实没有想这么多，也不懂，现在只想快点学好技术。
    房子，房子：一个华北县城的“丈母娘经济”
    南和县，一个位于华北平原河北省中南部的普通县城。随着城镇化的发展，南和县周边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进城，让这座人口超30万的小县城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条条宽敞的马路铺开，一排排高楼拔地而起。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乡时发现，城镇化的快速发展让当地人享受城市生活的同时，也让不少人为此烦恼起来。
    林伟的婚房烦恼
    1993年出生的林伟，初中毕业就开始外出打工，北京、无锡、武汉等城市都去过，爱上网，喜欢打游戏，也是一个典型的“90后”。
    他所在的村子位于南和县约7公里处，以农业为主要经济支柱，一年种两季收两季，主要农作物是麦子和玉米，间或种一些棉花、大豆和花生等经济作物。
    林伟过完2014年这个春节，就满21周岁了，下一年就到了法定的适婚年龄。按照当地习俗，家里人在今年春节就应该请媒婆给他物色结婚的对象。但是，今年春节林伟家里却为此事犯了难——因为林伟结婚的新房还没有着落。
    无论是在城市里，还是在农村，结婚新房都是大事。林伟家里兄弟姐妹4个，一个姐姐两个哥哥都已经成家立业，但是家里只有一套房子。如果林伟要结婚，显然家里的房子不够住。
    按照当地前几年的习俗，男方的孩子在适婚年龄之前，家里往往会在自己家的宅基地上先盖上一座两层的楼房当做新房。因为一般女方在和男方结婚之前都会提出要一套新宅院作为结婚的首要条件。
    林伟家里早在10年前就买了邻居一块三分大的宅基地为其修建结婚新房所用。2013年秋末冬初，林伟的母亲正准备自建房屋时，因雾霾引发的连锁反应打乱了家里的计划。
    由于雾霾严重，2013年河北省一些污染严重的企业被要求停业整顿，这导致村子周边的砖窑厂停工，而盖房所需要的砖瓦一夜间奇货可居，价格水涨船高。
    “现在村里盖房也不便宜了。”林伟母亲给《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算了一笔账，2013年270元左右就可以买到1000块红砖，现在涨到了350元，而且钢筋、水泥、预制板这些材料价格都在上涨。2012年，同样自建一套房屋可能需要花费15万元，但今年要多花几万元。
    “丈母娘经济”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许多农村人开始在南和县城购房置业。与此同时，女方的家庭对男方的要求也水涨船高。
    林伟母亲说，现在村子里说媒，女方一开口就是城里有套楼房，家里还要有一辆轿车，家里要是没房没车，媒人都不愿意进家门。
    林伟家里陷入两难抉择，是在城里买房还是家里自建盖房？其实关于这一问题，在2013年林伟的家里人已经讨论了几次，但始终没达成一致意见。
    今年春节，村里不少新谈成的结婚对象几乎都在县城买了房，甚至买了轿车。如果自家没有一辆轿车，都不好意思去相亲。
    林伟母亲说，村子前边那条街的居民2013年购置了不下四五辆轿车，都是给孩子结婚准备的，车价从几万元的自主品牌到十几万元的合资品牌，有时候出村短短几百米的路都因车多堵起来。
    “这两年风俗赖得不行(不好的意思)。”一说起这些事情，林伟的母亲就感叹，现在的社会变得太现实，以前的传统已经变了味道。
    林伟母亲的表述，与之前的热词“丈母娘经济”类似。“丈母娘经济”通常的解释是，男方没房子的话，丈母娘一般不把女儿嫁出去，男方要娶女方必须满足丈母娘的首要条件——购买房产，进而带动房地产经济。
    2009年，林伟亲戚在县城买房的时候，房价还不到2000元/平方米，一套130平方米的大三居也就20多万元，而现在新开楼盘已涨到3500元/平方米，短短几年房价上涨了70%以上。
    虽然房价大幅上涨，但房源还是供不应求。林伟的一个亲戚说，一个未开售的楼盘要求购房者须花费5万元占号，而且现在不定房价，等到开盘再定，就这样，也有好多人都抢着去占号。
    林伟母亲算了一笔账，如果去县城买房，全款肯定是拿不出的，必须到银行按揭。按照现在的房价，买个大三居需要40多万元，首付加上简装也得20万元，再加上结婚的彩礼，置办家具，结完婚起码要花费30多万元。这一数字对于以种地和打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林伟来说，好比泰山压顶。
    林伟对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在外地打工，每月的收入也不过2000多元不到3000元，除去吃饭抽烟的开支，每个月就剩1500~2000元，这些钱仅够还房贷。如果要个孩子，更不要提老人生病住院，这生活简直无法想象。而家里的几亩地一年也就收入几千不到万元。
    即便如此，林伟母亲说，如果女方非要有房有车才结婚，那只能咬牙接受，“总不能因为房子，让孩子讨不到媳妇吧？”
    留守儿童和空巢老人
    过年，农村的年味是最浓的。农村家庭一般人口多，孩子多，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团聚，一大家人在家里吃顿团圆饭，说说笑笑，热闹的氛围是城里给不了的温暖。但是一般过完初五，农村就开始冷清下来，青壮年都外出打工，村里剩下的多数是儿童和老人。
    “其实去南和县城买房还有一个考虑就是老人和孩子，以后有了孩子上学方便，老人年纪大了，去县城住个有暖气的楼房也舒服。”林伟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我赞成买房其实有一部分原因是为孩子和老人着想。”
    事实上，并不只有林伟这样想，林伟的邻居早已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林伟的好多邻居都是老人或妻子一人在家带孩子。但是如今村子里早已没有学校，好的教育资源大多集中到南和县城。离县城近的居民可以每天接送孩子上学，离得远的不仅接送孩子麻烦，而且北方的冬天天冷路滑，容易出事故。
    于是，为了让孩子接受好的教育，许多人开始在县城买房。有些买不起房的人，也要在县城里租房子让孩子上学方便。“家里都是一个孩子，宁可大人辛苦点也不能让孩子受罪。”林伟以及邻居多是这样的想法。
    目前，林伟的邻居就有不少人带着孩子居住在县城，村里的房子十天半月不会回来住一次，即使回来，也多半是为了地里的农活。
    林伟母亲说，在南和县城，一套两居毛坯房租住一年要5000多元，物业费、水电费、暖气费还要自理，而一套三居家电齐全一年则要8000多元，价格不菲。
    要知道，外出打工的人，一年到手的工资也不过就5万~6万元。生活压力之大让外出打工的人也不敢懈怠。
    虽然这两年南和县大力发展工业，也吸引了如燕京啤酒、金沙河面粉这样的企业在当地开设工厂，但是相对于一二线城市来说，工资待遇还是比较低。因此这些人多数还是选择外出打工。于是，城里买的房子除了老人和小孩住之外，也有不少闲置下来。
    德安县的城乡一体化试验：离土不离乡到镇上就业
    坐上从北京到江西的直达列车，不到11小时便可到达江西九江，再坐二十多分钟的动车即能到德安。德安隶属于九江，是个人口只有17万人的赣北小县城。
    昌九城际列车的广播中如此介绍德安，昌九一体化重要城市，袁隆平、李安的故乡。
    在城镇化大潮中，德安县将镇村联动建设作为统筹城乡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建设的重要工作。该县一名官员介绍，德安县发展思路不是做大广场，而是要做产业，镇村联动不是希望老百姓全部到县城就业，而是可以在附近镇上就业，以乡镇政府所在地进行改造，往工业新区新型城镇化方向发展。
    德安县的城镇化更多源自内生增长。春节期间，该县隆平大道两边集中的县城最高端楼盘，开盘价普遍达到每平方米4000元，购房的一大主体就是农民，他们为中国的城镇化率贡献了增长指标。
    农民收入结构发生变化
    德安县以丘陵为主，大面积机械化种植的操作性不大，该县主要种植粮食和棉花。德安丰林镇大畈村，人口1600多人，共有9个村民小组，人均耕地两亩左右。
    当地棉农年龄主要在四五十岁以上，年轻人绝大部分在外打工。这种人口流动也因每年棉花收益的变化而变化。以前棉农的收益较高，农民种棉的积极性就高。但近几年，受棉花比较收益的影响，土地抛荒的现象越来越严重，在偏远山区开辟的农田基本荒芜。
    2013年七八月份，由于干旱，当地棉花普遍性减产，每亩由往年的500多斤减到300多斤，但是成本却丝毫没有减少。占大头的是种子成本，一亩田种子涨到70元，再加上化肥、农药、除草剂、浇地等，一亩田的成本至少是500元，而国家对棉农的补贴是每亩15元。
    2013年，棉花的收购价是每斤4元左右，以330亩产计算，一亩田的收入是800元。加上棉花属精耕作物，从培育、栽棉、管理再到采摘，需要耗费大量人工，近几年人工成本却高企。举例来看，村里一对夫妇承包15亩田，共收获5500斤棉，毛收入24000元，刨除硬性的开支，夫妇二人一年的收入是18000元。而县城任意一个工厂务工人员的月工资都在1000元以上。
    1月28日，德安县农工部新农村办主任袁定锋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说，传统农业尤其是小农不赚钱，这几年农民务农收入增长缓慢，但农民收入的其他两项——工资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有大幅提高，增速较快，主要是城市就业机会多，工资性收入相应提高。
    据介绍，在县城的农民每年人均纯收入已破万元，高于2013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8896元。
    记者调查显示，农民的收入来源也越来越复杂，除了家庭经营农业的收入，还有如城市务工或者各类手艺等收入，收入越来越依附于工业化、城镇化及固定资产投资等，农业收入在农民家庭占比较低。
    这与中央统计数据基本一致，2013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显示，当年农民收入结构发生重要变化，工资性收入首次超过家庭经营收入。
    镇村联动统筹城乡发展
    在德安县，县城工业园区承接着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劳动力，他们大多是农村四五十岁的妇女。
    以大畈村为例，村里很多妇女在县城工业园打工，主要是劳动密集型的纺织厂、鞋厂等。其工资从每月1000元到4000元不等，平均月收入在2000元左右。如果表现好，在县城工厂打工的收益可以超过务农收入。
    与外出打工相比，一些农民更希望就近择业，这与乡土情结有关，留守儿童问题也让他们外出务工有所顾虑，德安县“离土不离乡”的工业园、工业镇模式正在安抚着农民对乡土的眷顾。
    2002年，德安在南昌至九江的高速公路旁建了一个占地5平方公里的工业园，招揽一些沿海企业前来投资。仅2010~2012年，该县就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番，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翻番的目标。
    近年来，江西省先后出台的昌九一体化、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共青先导区等规划，德安县由于处于几项规划的中心地带，迎来了机遇。
    该县的口号是 “聚集产业拓宽就业”，县宣传部提供的资料显示，县城正在加快4.3平方公里的县工业园七期和5万平方公里的丰林工业区的开发建设，通过推动系列纺织企业落户，升级为农村群众提供就业平台。
    与此同时，当地政府在工业园区建公租房、廉租房、学校等设施，为进城务工人员提供公租房。记者考察了位于宝塔乡的杨桥新城，这里原本是个普通村庄，现已成为超大小区，超市、学校、医院等公共设施齐全，总建筑面积达21万平方米，安居房达2100套，可安置8000余人，而工厂就在小区附近。官方称“这是镇村联动联出的新天地”。
    以就业带动城镇化
    德安县2013年镇村联动建设发展报告显示：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是镇村联动的核心，基础设施包括新区、中心村、基础村建设等，在产业发展上，德安规划三个重点乡镇为工业乡镇，如丰林镇引进的美宝利项目投资1.5亿元，可提供就业岗位1000余个。
    上述官员介绍，国家层面的新型城镇化规划尚未出台，具体还不知怎么做。但德安作为南昌九江一体化的重要结点，首先需要做好基础设施一体化，同时作为环鄱阳湖生态经济先导区，该县积极引进新型产业，这是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的重要方向。
    该官员也提到，以就业带动城镇化是当地主要发展思路，未来发展方向是打造工业园区，目前县城工业园缺少劳动力至少上万人。
    作为一个农业县城，在十几年前，德安县县城人口只有两三万，现有近十万人口住县城，城镇化率早在前几年就突破5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进城农民成为产业工人、建筑工人、家政工人等，他们成为县城庞大的工人队伍，也成为城镇居民的主力军。
    德安县的这种城镇化更像是一种自发的转移。在农村，务农收入无法提高，农民唯有“走出去”，这也是发自农民内心的选择。相对于农村设施的落后，城市对他们极具吸引力。
    地产商也在推波助澜，地产广告进村进镇，在农村经常可以看到房地产楼盘广告，诸如“XX城，等你回家！”等刷在墙壁上，替代了过去农药化肥摩托车广告。在社会层面，结婚在城里有房已成为一种默认的刚性标准。
    城镇化已势不可挡，无论是农民的主动选择还是政策趋动，抑或收入鸿沟、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强势引力，城镇化正在实实在在地改变着很多人的生活，尤其是越来越多的曾在城乡间摇摆的农民，因熟人社会的示范效应，而加速着这种进程。
    大王庙村老刘家的新迷茫：丢了土地去城里“享福”？
    一辆橄榄绿越野车从长江堤干上转了120度大转弯后，缓缓驶入大王庙村。虽然已过立春，村子里的树枝却仍干枯着，公路边的小河道里堆满了厚厚的青苔和五颜六色的塑料袋，水泥路上也积攒着厚厚的灰尘，车子一过便尘土飞扬。
    大年初三，坐在自家门口的刘诚新远远看着这辆车子离自己越来越近，他知道车上坐着大儿子和儿媳，虽然家里有很多烦心事儿，他还是去迎接这两年一次的团聚。
    大王庙村留守者不足一半
    大王庙村在湖北监利县，距离省会武汉244.6公里，离荆州也有近200公里路程。刘诚新是土生土长的大王庙村人。
    大王庙村如今有近200户人家、上千口人，常年的留守者不到总人数的一半，即便是新春佳节，走在村子里见到最多的也是一幢幢大门紧闭的房屋。
    “这两年，村子里修起了不少漂亮的别墅洋楼，一个比一个豪华，但常年都没人住。”刘诚新说，“这都是在外打工挣了大钱的，不像我们，还守着几间平房”。
    事实上，早年在大城市打拼的刘诚新也挣了一些钱，不过这些钱全用在供两个儿子上学以及治疗母亲的病上了。和大多数农民一样，刘诚新大半辈子都相信只有读书才能让两个儿子改变世代为农的命运。
    1996年，大儿子考上武汉大学，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大学生；2000年，小儿子也考上了重庆大学，令刘诚新脸上颇有光彩；本科毕业后，两个儿子又相继读研深造，成为村子里少有的文化人，“那时候走在村子里，大家都说特别羡慕我”。
    然而这种境况并未持续太久。近五六年来，村民们相继开始修小洋楼，刘诚新的6间黑瓦红砖小平房在各种欧式、北美风情洋楼映衬下也显得尤为扎眼。“我不爱住楼房，但家里有两个‘出人头地’的儿子，不修洋楼会惹村民笑话。”
    面子上撑不住的刘诚新自2012年起便同两个儿子商量修洋楼的事情，但常年生活在城市的儿子们并不同意。“大儿子在北京的医院工作，小儿子也在另一个直辖市，他们已经在城市里结婚生子，不可能再回村子里，大王庙已经不是他们的家。”刘诚新说。
    城市扩容让农民变居民
    修小洋楼，已是当下大王庙村的主旋律。不少外出打工的村民相继回来，盖一栋楼房，娶媳或嫁女，在家过一个春节，继续外出打工。
    今天的大王庙村，让在城市里生活了10多年的刘其亮感觉越来越陌生。农历春节，他带着一口普通话的媳妇在村子里转悠，幼时房前屋后的清澈荷塘已被填埋，取而代之的是一排别致洋楼；围绕村子的溪流也成了废水沟，他熟悉的事物已经不多。
    刘其亮是理解父亲刘诚新修洋楼的，但和哥哥刘其忠一样，他们都认为，对于老刘家而言，大王庙村已经不是一个选择。
    刘其忠的妻子老家位于湖北荆州市郊区，距离市区仅十几公里路程，同大王庙村相比，那里的地理区位显然占尽了优势。这份优势的直观反映便是随着荆州市区的不断扩容，以及周边工业区、开发区等系列建设规划，刘其忠妻子所在的村落很可能会被纳入规划之中，村民的房屋会因征地得到相应的补偿。
    “我爱人他们家的亲戚都在这两年修了大房子，两层、三层、甚至还有四层的楼房，因为征地是根据房屋面积来折算补偿金，所以有资金实力的都拼命修大屋。”刘其忠说，当地村子里还有一些贷款修房子的，为的就是在政策出来前抢到“入场券”。
    刘其忠明白，城市扩容、征地、让农民变为城镇居民，这是城镇化的必经过程；不过在当地多数已进城务工多年的老百姓眼里，土地的意义正在减弱。
    令刘诚新颇为忧心的是，传了好几年的征地直到现在还没有动静。“周围有两个村子都已经撤村建社区了，就他们那个村子还没有动静，你说躁人(当地方言，表示“很烦恼”)不”。
    自家的农村土地谁来种
    由于小儿子娶了外省媳妇，原本每年春节回家的频率也被迫改为两年一次。今年春节的大团圆让刘诚新足足等了两年，但他却开心不起来。
    除了房子，刘诚新还牵挂着另一个人，那就是躺在医院病床上昏迷不醒的弟弟。
    2013年12月下旬，在长沙做环卫工人的弟弟清扫大街时被一辆小轿车撞伤，如今快两个月了，仍然神志不清。
    刘诚新的弟弟和他一样，半辈子都在城市里打工，如今也快60岁了；和刘诚新不一样的是，常年在外漂泊的弟弟已丢失了在大王庙的家，房子早已破败不堪无法入住，妻儿也已远走他乡。
    事实上，这在上亿外出务工者中并非孤例，城市丰富多彩的生活、婚姻观、价值观都在影响着进城农民，家庭破裂的不在少数；而随着年龄增长，远离土地多年且已失去家庭的老年打工者的养老问题，开始扑面而来。
    在刘诚新看来，弟弟的车祸不过是把终究要面临的问题提前了。“如果他的大脑一直不清醒，必须要有一个人随时看护。”刘诚新说，弟弟没有养老保险，几个子女在十三、十四岁时就出去打拼了，他们不会种地，对大王庙没有多少感情，现在都在湖南株洲等地买了房子定居，让他们回来看护的可能性非常低。
    经历了从大王庙到大城市再回到大王庙的刘诚新说，这几年是他这辈子最迷茫的时候。今年春节，刘诚新又添了新的迷茫，他接到两个儿子的邀请，希望他和老伴丢掉土地去儿子所在的城市“享福”。“土地究竟还种不种，如果农村的土地都荒弃了，那粮食要从哪里来呢？”
    一名滁州新生代农民工的打工史：四年前南下，四年后回家
    从羊城广州挤了十多个小时的火车，韩飞回到家乡小城安徽省滁州，这是他时隔两年再次为了春节团聚回到家乡。此前，韩飞在广州打工并不如意，一年来没有余下多少钱，也就没有回家的动力，去年春节他独自在8平方米的出租房内度过。
    春节已过，韩飞左右摇摆，该不该南下广州继续打工生涯？时隔两年，家乡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前家里的土地已被征用，瓦房已经变成了崭新的楼房。离家不远的开发区内企业犹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这些企业都在大量招聘工人。在经过一个春节假期的内心挣扎之后，韩飞选择留在家乡就近择业。
    继续南下还是回乡择业？
    2009年，韩飞从滁州市来安县一所高中毕业，没有像其他高中生一样迈入大学校园，而是选择南下打工，正式成为外出务工大潮中的一员。
    经过近十个小时的长途大巴，韩飞到达了其打工生涯的第一站——深圳，由于年龄小，没有工作经验，学历低，“找工作持续了一个月，原有的自信心被打击得快没有了，那时就想立刻买一张车票回家。”韩飞说。
    最终韩飞在其表哥的帮助下，进入深圳郊区的一家服装厂从事流水线的工作，月工资960元，“那时只能算是学徒工，只能拿这么少的工资，但还比较满意，工厂提供吃住，如果加班还能多拿一些。”韩飞说。
    随着时间的推移，韩飞对工作的新鲜感消耗殆尽，接下来面临的是连续加班的辛苦，仅仅8个月后，韩飞辞去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跟随工友来到广州中山市，进入一家电子厂。不过，随后韩飞并没有稳定下来，单是2013年，韩飞换过6份工作，搬过三次家。2013年底，韩飞随着返乡大军回到了久别的家乡滁州。
    是继续南下，还是留在家乡就近择业？韩飞沉思片刻后说，“家乡的城市变化太大了，整个滁州都不认识了。”老家来安县城同样发生了很大变化，新城区已经初具规模，大量的商品房拔地而起，韩飞家也从当年的瓦房搬进了如今的安置房。
    最终，韩飞在父母的鼓励下前去面试家附近的一家服装企业。2月5日，韩飞致电记者称，决定在家乡就近择业，“在外面的四年，我尝到了各种辛苦，对自己也是一个历练，现在老家发展得不错，还是留在家附近，可以照顾父母。”韩飞说。
    外出务工者回流加速
    事实上，韩飞只是安徽外出务工者回流家乡的一个缩影。随着近年来新型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已经有大量外出务工者选择回到家乡就业，就韩飞所在的来安县，每年春节后，当地就会举行招聘会，县里的众多企业都会在这场招聘会上争抢回乡过春节的外出务工者。
    除了外出务工者开始大规模回乡就业外，韩飞所在村庄的农民在搬入新房后，也大多到附近的工厂上班。
    滁州市的主政者们认为，随着滁州新型城镇化的进一步加速，外出务工者会进一步回流，“滁州目前城镇化率为45.1%，在安徽属于中游水平，我们计划在2017年达到省平均值。”滁州市城乡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张德新说。
    此外，张德新还表示，目前滁州重点建设乡镇，每年都会采取美好乡镇建设，促进人口向城镇集中，从2013年8月份开始，组织了11个月调研组对全市40多个乡镇城镇化进行调研，调研的重点就是促进乡镇企业、乡镇产业快速发展。同时，2013年，滁州陆续出台了《加快乡镇建设，促进镇域经济发展》、《加快集镇规划建设管理的意见》等四个文件，“新型城镇化最终还是人的城镇化，大量的农村人口集中到城镇之后，就面临就业的问题，这需要产业的支持，所以目前重点是发展乡镇产业。”
    但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滁州也遭遇了不小的困难，张德新表示，比如一些村民不愿意向城市转移，主要还是土地和农村宅基地的问题存在，此外，村民进城的后续保障问题也面临困难，特别是对财政的压力。
    灌溪镇“夹心层”农民的命运转折：成也良田 忧亦耕地
    对于世代务农的柳曹刚来说，过完马年的春节，就得考虑寻找新的生计了。
    柳曹刚是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灌溪镇的农民，20年前，他从四川省奉节县(现属重庆市万州区)举家迁往灌溪，看中的就是这儿的良田沃土。相比贫瘠大山区的老家奉节，在柳曹刚的眼里，这儿的良田简直就是金矿。
    柳曹刚有的就是力气，是一个勤恳的庄稼好把式。
    当地好多人或外出打工、或撂荒退田的时候，他就把耕地接管过来自己耕种。最多的时候，他家种植的水稻面积达到七八十亩。就是靠着种田、喂猪，柳曹刚两口子起早摸黑的劳作，硬是拉扯出了三个大学生。前年还修建了一座新楼房。
    “现在的生活，比起以前城里人的日子好过多了。”看到进村了解当地农民生活状况的《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柳曹刚直言城镇化带来的好处。
    不过，他也有忧心之事。“组里的耕地去年被一家大企业征用，现在人均耕地面积都不到3分地了。”住进新楼房的柳曹刚，尽管脸上还洋溢着喜悦的笑容，可也掩饰不住对未来生活的担忧。毕竟，只会种田的他，失地意味着什么，他比谁都清楚。
    耕地少了 路面硬了
    灌溪镇地处常德市区的近郊，毗邻大型企业浦沅工程机械厂，30年前就被湖南省政府命名为“灌溪工业园区”，工业一直比较发达。
    近几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工业发展速度异常迅猛，大片良田被征用盖起了厂房。
    2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从临岗公路驱车北向，不到一分钟便进入灌溪镇的地域，从临岗公路4公里处驶出，右转，来到了柳曹刚家。
    一辆推土机静静地停放在一大片空旷的、尚未平整完毕的耕地边沿；空地的另一边，则是一排排崭新的农舍。
    “这块地是被常德烟机厂征用了，听说是要建一个大型的复烤车间。”柳曹刚告诉记者。
    这块被征用的土地原是100多亩水田，柳家承包耕种的水田有一大部分在此。“我们组里有170多个户籍人口，现在剩下的耕地也就30亩不到了。”他说。
    记者了解到，当地搞城镇化建设大规模征用良田，但农民反对意见不大，主要因为两点：一是当地长期以来工业氛围比较浓厚，当地农民都知道工厂进来了挣钱的机会更多，比种田有“搞头”；二是当地的生活硬件设施因为城镇化而急速优化，农民得到了方便和实惠。
    柳曹刚告诉记者，以前身处大山的他，对柏油或水泥路面有着天然的敬羡。乡村里笔直的公路，“下雨天脚不沾泥”，这让他很知足。
    有了城里人的感觉
    更让柳曹刚知足的，是前两年新建的楼房。
    记者看到，柳家的二层小洋楼就在一条水泥街道的旁边，不锈钢门窗褶褶生辉，四周花红柳绿。放在城市里，绝对是一座颇有品味的独栋别墅。
    柳曹刚说，他家的房子在当地还算不上最好的，至少在他所在的组，家家都是这样的楼房。记者站在柳家楼旁的小街道边，一溜数下去，笔直宽敞的水泥路两边，有几十栋这样的小楼房，看起来像城里的某一条街道。
    20年前，柳曹刚从四川奉节移民到湖南常德，陆续带出了自己的弟弟、妹妹等几家人。从当初落户时的一穷二白，到如今家家都还算得上中等富裕农民，如非勤劳，确实不易。
    柳告诉记者，当地人搞工业加工作坊的多，大多不愿种地，移民过来后，他家就承包了很多别人不愿种的耕地，几十亩水田每年能收入几万元；再加上媳妇在家饲养上百头生猪收入的几万元钱，尽管两口子十分辛苦，但满足3个孩子的上学开销之后还能略有盈余。他的弟弟则在附近打零工，这几年周边拆迁的多，零工活干不完，收入也还不错。
    自己一大家子的生活水平，能逐步提高到现在的水平，柳曹刚已经相当满足。搞城镇化建设，灌溪近水楼台先得月。
    “夹心层”失地农民的苦衷
    灌溪这个曾经人均耕地超过2亩的富庶小镇，现在却即将无地可耕。记者疑惑的是，这么多地被征用，当地的农民怎么办？记者此前打听到，这些被征用土地的农民，他们的农民身份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变化，这正是柳曹刚最大的烦恼。
    他告诉记者，村里这几年征地的基本都是几家效益比较好的企业，解决办法是给村组集体一笔现金补偿，再每家解决一个进厂就业的名额；超过60岁的，则由用地单位负责一次性购买社保。这种征地补偿方案，大多数村民是能够接受的，因为他们很多早就不种地了。但对于种田大户柳曹刚而言，他却是有苦说不出。
    他告诉记者，每家企业解决被征地家庭的就业，都是有年龄要求的，40多岁的他根本就没有资格；他又远远不到60岁的年纪，用地单位更不会帮他购买社保，以后的养老是一大问题。
    最迫切的现实问题是，耕地没了，一家子的生计从何而来？老大尽管毕业一年多了，但基本只能自己养活自己；老二、老三都还在校就读，每年必不可少的花销就得几万块钱。
    据柳曹刚称，这次常德烟机厂征地，户籍人口每人能有差不多一万块钱补偿。他家也就是三五万块钱，仅仅能够维持全家一年的开销，以后怎么办？
    作为处于年龄“夹心层”的失地农民，绝大多数都是家庭的支柱。柳说为此他去镇政府反映过情况，镇政府工作人员也表示同情，可也找不到什么解决办法。
    洛宁县资深农户算盘难打：“好地”租金仅200元/亩
    我的父亲，现在又多了一个身份，成了家里“留守儿童”的监护人。他说，等刚会跑的孙子3岁了，也想到大城市走走看看。马年春节回家，看到已上了岁数的父亲抱着他的孙子在村里来回转悠，虽然尽享天伦之乐，但也难掩无奈。
    因为这个留守的小孙子，父母仍要面朝黄土背朝天，守着15亩农田。不过，从2013年起，村里来了烟草承包大户，家里已将3亩半的“好地”承包了出去，名义租金每年300元/亩。父亲说，土地承包出去是迟早的事，仅村里西队外包的土地有70亩之多，都是一些平整的好地。
    老家所在的河底乡作为号称“全国烟草种植十强县”洛宁县一个重要的烟草种植示范基地，这里因烟草种植而出现的农地集中承包大幕已经徐徐拉开。
    开荒拓地养家糊口
    直到上世纪90年代末，老家还没有“外出打工”这一说法，乡亲们只能守着人均几分的薄田养家糊口，年轻人常年在家务农，放牛羊。如果遭遇旱情，夏秋两季的庄稼可能颗粒无收。
    在豫西山区的广大农村，作为“80后”这一代人，一般家里的兄弟姐妹较多，当时，农村孩子上学不像现在这样不用交任何学费，而要交一定的书杂费、学杂费等，但挣钱糊口却是一件非常艰辛的事情。遇到开学，筹钱成了多数家长作难之事。
    因此，父亲除了冬闲时到渑池“下煤窑”或灵宝金矿“拉矿石”之外，便是开荒种地，“土里刨金”。村里北边是坡状的丘陵，南边是起伏的荒山，长些野枣树等，坡陡足有五六十度。
    那是夏天，我每到周末放学上山给父亲送饭，看到他抡起?头一?头一?头地掘开荒土，翻出新土。山上的2亩荒地，父亲用了一个夏天才开辟出来，到深秋时节种上了菜籽。不过，播种尤为艰难，当时就算是有农用机器也派不上用场，父母只好牵着两头黄牛，把耕犁、化肥、木镂和种子一件一件地背到山上，而等到来年5月菜籽成熟时，再一篓一篓地背下山来。
    此外，老家门前还有一条流淌不息的无名河，其河滩地多石头，即便如此贫瘠，也成了村民圈地开荒的目标。后来，荒山、河滩以及一些沟沟堰堰均成了村民们增加耕地的渠道，有些村民开辟出来的荒地面积甚至比承包地还多。
    “打工潮”令土地撂荒
    进入新世纪后，村里掀起了外出打工潮，一些村民常年不在老家务农，其手上的土地要么撂荒，要么转包给村里的其他人。
    在孩子上学、家庭开支等压力面前，父亲将在外务工的邻居的几亩水浇地承包下来，每年给人家几百斤小麦作为补偿，但分文不沾那些种粮补贴款。
    父亲说，承包这些水浇地除了保收成之外，更主要的是有了秋收这一茬，可以种些玉米、大豆等，并且投资小，产量高，保证有一定的收入。
    不过，对于那些地处偏远、坑洼的小片耕地，承包者较少，因为那些土地主要是靠天吃饭，虽然旱塬上可以“打水窖”来防御天灾，但投资成本较大。
    今年春节期间，父亲翻出了一张有些泛黄的种粮直补通知单，这是一张显示为2005年4月25日的陈旧单子，发证机关为“洛宁县河底乡财政所”，是中央当年首次免征农业税之后发放的种粮补贴款。
    通知单上显示，“根据河南省对种粮农民直接补贴实施方案规定，经两榜公示，您家的补贴面积为7.49亩，每亩补贴7.04元，今年您家应领直接补贴52.73元。”
    随后几年，这张种粮直补通知单换成了类似于银行存折的一本折子，补贴款可以直达农户。到2013年，一共为7.49亩承包地对应的应领种粮直补达到900元。父亲说，现在农资价格直线上涨，比如100斤一袋的复合肥原先120元，已涨到了180元左右，如果加上农机要“喝油”，种粮可能会亏本，所以种地积极性越来越低。
    农地集中流转“胎动”
    如今，老家山上开辟的所有土地已经彻底撂荒，远处望去，蒿草满坡，随风起舞。
    目前，村里外出打工的年轻人纷纷到洛宁、宜阳、渑池等周边县城买房，有些甚至还到洛阳、郑州等区域中心城市置业。在村子小学附近的一面墙上，来自洛宁县城的一个高档楼盘广告分外炫目。
    父亲说，等刚会跑的孙子3岁了，他们也想到大城市走走看看。但眼下他们手里还领着一个留守儿童，仍要继续种地，但种地方式变了。
    目前，村里西队有70多亩平整“好地”已承包给了河底乡镇上的一些种烟大户，他们在烟叶收购站有雄厚的人脉关系，因此种烟积极性很高，但给农户的烟地租金1年仅有300元/亩，加上下面层层承包，租金到户只有200元/亩。
    据了解，在洛宁县的130万亩耕地中，有60万亩为优质烟适宜区，是国务院区划办划定的烟叶最佳适宜区之一。如今，洛宁已是洛阳市烟叶生产第一大县，河南省烟叶生产第二大县，全国烟叶生产十强县，而河底乡还是洛宁县的烟草种植示范基地。
    父亲说，那些烟叶大户专门雇人到烟地劳动，比如打农药、除杂草、剥烟叶都是按照50元/天算账，一天一结算，烤烟时专门租用外村的新式烤炉，租金为1000元/炉左右，烟叶烤好后捡烟、打包等工序也需要花钱雇人。
    “种烟是一件脏活，给的那点钱有点低，好些人不太愿意干。”父亲说，这些租出去的土地以1年为单位，村民可以续租，但如果不想续租，村民也可以退出。
    巷子口镇的意外插曲：卖地造城遭遇商业骗局
    “飘渺扶王山，万亩李世界……千年古镇，状元故里，巷子口镇……”这是巷子口镇一部分人的手机彩铃。
    巷子口镇地处湖南宁乡与安化两县交界处，相传原为项姓人聚居之所，名项氏口，后项氏他迁，此处发展为一小街巷，巷子口因此得名。宋朝时期，巷子口镇出现了一名状元易袚，所以就有了“状元故里”一说。
    在全国城镇化的热潮中，巷子口镇也并未落后，其城镇化的发展模式非常简单，即从农民手中把土地征过来，然后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再搞房地产开发。
    在此过程中，巷子口镇政府的一名工作人员借机从农民手中骗钱跑路，涉案金额达600多万元，案件随着犯罪嫌疑人郭俊华被公安机关抓获而告一段落。
    造城：征地建房 土地价格涨逾60倍
    1月30日，记者来到巷子口镇。短短一年的时间，小镇就建起了一批新房子，而且还开发了步行街，这个号称“打造宁乡西部第一商业核心——金湾商业新城”的项目，粗略估计占地至少100亩。
    巷子口镇政府的工作人员赵辛(化名)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整个镇上的征地已达几千亩，具体是多少记不清了，但至少超过了1000亩。
    大约十几年前，巷子口镇就一条主街道，道路两边是各种小商铺以及摆摊的小商贩，繁华地段总长度不到200米，街道两旁都是房子，房子前面是街道，后面便是水稻田。
    这一切正随着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而发生改变。一座座崭新的小楼盖起来了，面貌一新，号称“宁乡西部第一商业核心”的金湾商业新城正在崛起。
    步行街有近百米长，在这条步行街上开店的小杨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这条步行街刚刚建好，目前这里开业的商铺不足一成。
    据当地人介绍，巷子口镇开发商业地产首先是当地政府从农民手中把土地征收过来，每亩给农民的补贴大约是4万元左右，然后将土地卖给开发商，开发商将其划分为长15米、宽4米的地皮(合计60平方米)，根据不同的地段，每60平方米地皮的市场售价为24万元～28万元不等，最后开发商根据图纸修建商铺，这部分费用再由购买者另外出。赵辛透露，其购买了两个60平方米的地皮，房子已经盖好了，但是暂时还没有租出去。
    据小杨透露，一亩地大约能建11个这样的铺面，政府会把路修好，购房者需要按照政府规划设计的图样统一施工和外装修，房子内部装修可以自己设计。
    粗略计算，当地政府征地每亩给农民约4万元补贴，若每亩划分为11个地皮，每个地皮售价为24万元，那么每亩土地的价格就变成264万元。也就是说，土地由农民手中到政府，流向开发商，再由开发商流向市场，其价格被抬高了66倍。
    该镇的小贩小曾告诉记者，购买这些商铺的要么是当地人，要么是扶王山那一带的人，特别是一些住在山里的人，希望把房子买在镇上，交通更加便利，年轻人把房子买下后，他们继续到外面打工，老人则多半愿意住在原来的老屋，所以镇上的一些房子都是用来出租的。
    据说，该商业新城第一期的门面已经全部售完，而且该镇还计划启动第二期建设。面对如此高的价格变化，小杨认为，不能这么简单地计算，因为修路是政府出了钱，规划也是政府出了钱。对此，赵辛称，征地主要是开发商的事情，政府主要是协调。
    插曲：骗取巨款 镇政府人员涉案
    整个商业新城占地粗略估计超过100亩，据小杨介绍，目前项目二期已经完成了征地。该新楼盘的公路路面还没有完成硬化，广场也没有建完，在商业新城的旁边挖掘机仍然摆在河的另一边，这也显示出这里的盖楼工作还没有完成。
    赵辛不断指着一片片稻田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这一块已经征收了，那一块已经完成征收了……
    巷子口镇的城镇化无疑在极速推进，然而在该过程中，也发生过利用职务之便骗取农民钱财的案件。2012年，该镇政府工作人员郭俊华借开发商业地产之名骗取农民钱财，涉案金额高达600多万元。
    据多位当地农民透露，2012年，巷子口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以小镇开发地产为契机，以内部指标为名向当地农民销售。有农民透露，郭俊华当时大约是按内部指标名义，以很低的价格向农民销售，后来商业步行街开盘时，农民去要地皮发现有重复，比如农民A是8号地块，而农民B也是8号地块，在这种情况下，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据说郭俊华骗了600多万元，后来郭俊华就跑路了。
    据湖南当地媒体报道，郭俊华以内部低价销售商铺地皮为由，如步行街门面地皮的市场价为24万～28万元，他给农民刘尚军的内部价是14万元。该媒体报道称，郭俊华从十多位农民手中诈骗钱财共计约300万元，此外还谎称和同事修建集镇，以高息为诱饵向村民借了300多万元。
    赵辛透露，郭俊华是80后，原为镇水管站的员工，后来镇政府将其借调过来，目前他已被抓捕，据说这些钱被他花在网络游戏上。
    对于郭俊华的诈骗案，当地很多农民认为，涉案金额属于巨款。在记者返城的长途汽车上，很多农民仍在谈论此案，虽然这个案件已经过去了，但仍是人们关注的话题。
    困局：工业薄弱 社会保障制度缺失
    在宁乡这个号称全国百强县的地方，各地都在推进城镇化。据当地人介绍，正在推进城镇化的地方如宁乡县城周边，再如灰汤镇(以温泉出名)、巷子口镇的金湾商业新城、再如龙田镇……整个宁乡都在疯狂地造城。
    对于巷子口镇的经济来源，这几年该镇正在搞一个“万亩李世界”即种植李子，此外还有一个滑翔基地项目，工业基础却相当薄弱。
    赵辛介绍，以前镇上纳税大户是一家量具厂，目前这家量具厂已搬迁至宁乡县城，巷子口镇的税收大幅下滑，2013年的税收收入大约只有500万元的水平，其主要的来源是几家大超市、一些连锁店以及一些餐馆等。面对工业基础的薄弱，赵辛坦言，镇政府有专门的招商机构负责招商。
    小曾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虽然一些人在镇上购了房，而且在这个小镇上学也不受户籍限制，但由于没有几家像样的企业作为支撑，年轻人还是要外出打工，留下老人和小孩在镇上。
    因此，在城镇化的热潮中，社会保障制度缺失无疑会成为一大困局。《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在宁乡县城“农民的土地被征收后，政府会给一笔钱，还会为农民购买保险，当农民到了60周岁时可以去领取养老金，但是如果没有达到这个年龄的话，只能靠自己，”多位农民如是说。
    而在巷子口镇，赵辛坦言，一般情况下，政府会把征地的钱给到村里面，然后村里面再去分配这笔钱，同时村里还会对土地进行重新分配，这里对农民只征收了一部分土地，农民并没有完全失去土地，所以不涉及养老的问题。
    桃之“忧忧”：川东乡镇的现代农业试验
    交通的改善，给西充县李桥乡这一四川东北小乡镇的农村经济发展带来了生机。
    “李桥是平凡的偏远小乡镇，但也有它的特色。现在交通(从)瓶颈变为优势，加之生态环境好，发展有优势。”作为四川省西充县李桥乡的新任党委书记，李辉自2013年5月上任后，开始着力推动当地发展桃树种植，到目前已达千亩。
    “以前传统农业要占90%以上，目前为70%左右，力争到2015年下降到40%以下。”1月30日，在李辉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描述的李桥逐步摆脱对传统农业的依赖、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的未来蓝图中，种桃无疑是其关键支点，“在未来3~5年内，桃树种植计划发展5000亩左右”，将占全乡耕地面积近半数。
    李桥乡种桃发展现代农业，将不可避免地遭遇一些“拦路虎”：农村劳动力缺乏、桃子销路等问题。但无论成功与否，都对国内数以万计的小乡镇的发展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优势：交通条件改善
    在过境李桥乡的一段高速路两侧，两座小山丘腰际分布着新种植不久的数千株小桃树，小树刚高过膝，新土还有些泛红。这是李桥乡2村农户黄雷(音)家的桃园主要所在地，作为全乡桃树种植目前仅有的四个承包经营大户之一，其共种植了230亩桃树。
    黄雷及妻子何女士向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介绍，他家种植桃树所涉土地囊括了该村附近4个居民小组、近百户的土地，以及新开的一大片荒地。据黄雷夫妇介绍，自家的桃园已成为全乡桃树种植的示范点，未来他们希望将其发展成有机桃。
    包括黄雷在内的李桥乡诸多农民愿意发展桃树种植的基础在于，如今多条高速公路的过境，使得乡里原来的交通瓶颈变为优势。
    “李桥乡总人口为11700人，现有耕地保护面积大约为1.3万亩，计税面积1万亩左右，以传统农业和养殖业为主，(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大概是5400元。”李桥乡乡长鲜承红介绍称，这低于全县的平均水平。
    谈及如今重点发展桃树的规划初衷，李辉将交通优势放在首位，“李桥地处西充县的偏远乡镇，资源匮乏，过去受交通限制，是交通瓶颈地带。”如今，多条高速公路的过境以及县乡级公路的改善，使得原本的瓶颈变为优势。目前，广南、巴南、成德南高速公路途经李桥乡的8个村39个居民小组。由此，乡新一届政府班子上任后，经过调研决定在高速路沿线重点发展桃树种植产业带。
    之所以选择种植桃树，主要是由于紧邻的古楼镇已有成熟的桃树种植经验。
    “古楼镇在香桃(充国香桃，西充县的农业品牌之一)种植上取得成功，我乡和古楼镇毗邻，甚至有的村民间还存在亲戚关系，他们对那边果农的生产情况有所了解，自身就很有动力，政府也希望发展现代农业，给予政策支持。”李辉表示。
    据鲜承红介绍，2013年底以来，李桥乡共种植了约5万株桃树，总面积超过1000亩，共涉及高速公路沿线的5个村。具体模式上，桃树苗由乡里无偿提供，并给予农户一定的栽植经费补助。
    难题：劳动力不足
    虽然邻镇已有种桃成功经验，但在李辉看来，李桥的后发优势在于品种和机制上。李辉介绍，就发展的机制和模式上，全乡主要规划3种发展方式：一是建立合作社；二是采取承包经营(企业经营)的形式，采取土地流转的方式，流转土地供承包经营，黄雷的桃园便是其中之一；三是农民自主发展，政府给予技术和其他政策的支持。目前，李桥乡的发展主要依靠后两种模式。
    鲜承红则介绍，目前，全乡的千余亩桃树种植面积中，其中4户承包经营共计六七百亩；其余为群众自主种植，“积极性较好，但也存在管护问题”。
    桃树种植及之后的管护都需要劳动力，但目前农村劳动力的不足，也是横亘在李桥乡发展农业经济面前的难题之一。
    一位熟悉当地情况的李桥乡某村居民小组人士私下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表示，出于劳动力不足等考虑，其所在的居民小组到目前并未发展桃树种植。
    在种植桃树面积较多的黄雷所在的2村，也明显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村支书黄奎模介绍，该村共种植了300多亩桃树，农民自主发展的总面积也有100余亩，但目前该村的劳动力明显偏少。
    “我们共有13个社(居民小组)，400多户人家，共1300多人，但大多数都外出打工了。据去年10月前后我们选举时的统计，只有500多人在家，其中不少是儿童，所以劳动力较少。”黄奎模介绍。
    “没有劳力去经营。”鲜承红也视其为当下发展桃树种植等现代农业面临的困难之一。
    “我乡劳动力大量外出打工，劳动力缺乏”，谈及推广桃树种植过程中面临的困难，李辉也坦承，“最明显的(问题)是劳动力匮乏，以及土地分散承包和个别农民的利益问题，还有种植业的投入大、风险高、见效慢。”
    因此李辉更希望发展承包经营和合作社模式。李辉表示，承包经营和合作社模式是大趋势，李桥乡在桃树承包经营方面，希望做到双向选择，桃树种植规模希望达到数百亩以上。
    挑战：如何解决销路
    记者了解到，去年西充县举办的首届桃花节，极大促进了当地桃子的销售。交通的改善以及宣传力度的加大，都使得古楼镇的桃子由曾经的滞销变为畅销。
    虽然邻近的古楼镇有了热销的案例，但3年后李桥乡多达千亩的桃树挂果后的销路问题如何解决，也是摆在农户和当地政府面前的挑战。
    “若按照2013年(古楼镇)的情况，不愁销路。”黄雷介绍道，其种植的桃树分为早中晚三种，桃子成熟期可从5月持续到9月，“可以分期采摘，缓解存储过多的问题”。
    “它的特点是口感好、脆且保证甜度、储存期长。”李辉认为，目前李桥乡选取的桃子品种上有一定优势，未来的发展过程中，重要的是“如何对接市场变化的问题”。
    曾在古楼镇工作过，对当地桃子销售难题深有体会的李辉，对于未来有着怎样的初步想法呢？
    “古楼前期是用礼品桃拉动，优点是价格较高，能够激发群众的积极性，也对香桃的质量和管护提出了高要求，缺点是量比较小。我们今后的销售我想还是两句话：一个是请进来，二个是走出去。”李辉表示。
    在李辉看来，“请进来”就是要主动对接外边的大市场，比如成渝各地，前提是利用品种和产品优势去开拓市场，采取政府搭桥，“我们铺路，主动打入外地市场”。
    “原始产品的产值，在农业产业链中的比重很低，因此需要在销售和加工环节做文章。”李辉表示，想“走出去”就需要在销售和加工环节增加附加值。
    对此，鲜承红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坦言，目前国内鲜桃的深加工尚在探索之中，将来或能找到更可行的技术和模式。
    有多年销售经验的黄雷似乎更果敢和坚决，“实在不行，我自己开个小车拉出去卖。”
    未来：争取资金和人才
    李桥乡发展特色农业、现代农业面临怎样的问题？“现代农业的投入严重不足是最大问题。”鲜承红表示，发展现代农业需要更大的投入，同时地方财政投入不均衡也是问题所在，如今李桥乡已获得了更多的政策、财政支持。
    谈及未来发展的关键点，鲜承红表示，“进一步改善交通条件，更多争取资金和人才。”
    未来，李辉希望加大桃树的种植规模，“现在正在基础阶段，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体现一种规模效应，通过规模作为基础，在机制体制上进行创新，最终力争在这3~5年内要把我们全乡传统农业比重较大的局面转变为现在农业占主导地位。”
    “现在我们准备在高速公路贯穿的8个村成规模种植桃树。”李辉表示，“在未来3~5年内，计划发展5000亩左右。希望把我们的传统农业的比重降到40%以下”。
    据李辉介绍，在全乡农业经济产业结构中，以前传统农业高达90%以上，目前仍占70%左右。按照全乡万亩的耕地面积算，现代农业占比60%约换算为6000亩以上，初步规划为“大致为5000亩香桃，1000~2000亩的其他产业”。此外，还规划主要依托李桥河发展高端花木种植产业。
    中国的西北角：绿洲农民行走在城乡之间
    春节假期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孟庆国没有像很多上班族一样陷入“节后综合征”，反而异常忙碌。2月7日是农历正月初六，按照中国民间习俗，这一天要用一些特别的方式“送穷”。而作为一名邮政储蓄银行的农村信贷员，孟庆国当天要完成春节前积累的20多笔小额贷款业务，给农民“送钱”。
    自从孟庆国的家族进入城市生活之后，诸如“送穷”之类的农村民间习俗已经很难见到，看电影、卡拉OK、广场健身等都成为这个家族新的生活方式。
    孟庆国所在的家族自上世纪60年代从山东迁徙至新疆博湖县，这个位于中国西北角的小县城背靠新疆最大的淡水湖，距离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市400多公里。博湖县与新疆的其他80多个县城一起，如串珠一般镶嵌在2万多公里的交通线上，绿洲农业支撑着千万个和孟家一样的家庭生长壮大，也支撑着新疆农民的城镇化。
    信贷员背后的农村金融
    从离家上百公里的公务员岗位辞职后，孟庆国回到了家乡小城。在他外出求学和工作的几年里，每年都在变化的家乡曾让他感到惊讶。2013年初，孟庆国进入县城的邮政储蓄银行工作，随后开始负责农村小额信贷。
    随着农民的信贷需求越来越旺盛，孟庆国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小县城还有一家颇具实力的竞争对手。
    2013年底，博湖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为股份制公司。春节期间，新名称“博湖农商银行”的宣传招贴几乎挂满了县城。虽然这只是迈向商业银行的第一步，但这样的农商行在新疆也只有3家，博湖农商银行当年的存贷业务量达到13亿元。而仅有5万多人的博湖县，2012年人均GDP和财政收入在所属州域内均排名垫底。
    小城的经济总量并不大，农村金融市场却十分活跃。博湖农商银行在改制后将有条件进入农民的个人理财领域，虽然这并不在孟庆国的个人业务范围内，但他也感觉到这将对自己所在的银行产生直接冲击。然而对于占小城大半人口比例的农民来说，这将对他们的财产性收入增长带来诸多想象空间。
    节后的第一天工作并不轻松，冬季是农民贷款的高峰期，春节假期前积累的20多笔贷款业务都要在这一天完成。90多万元的贷款，让孟庆国从早忙到晚，几乎没有休息。
    从孟庆国手中放出的贷款金额在几千元到5万元不等，以农户联合担保的形式为主。对于春节前舆论热议的农地和宅基地抵押贷款政策，孟庆国认为，政策从北京走到小城，还需要很长的时间。
    虽然新政策还很远，但随着农民在城镇购房的增多，农民抵押贷款也不再“空无一物”。城镇住宅抵押让小城农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财产可以发挥如此大的作用。孟庆国在回顾自己一年来的工作时，不住地感慨银行房产抵押贷款业务的增长。
    去年底开始，孟庆国所在银行的各类房产抵押贷款业务开始大量增长，目前已经有了3000多万元的业务量。孟庆国也曾做过一笔房产抵押贷款，相比起农户联保的小额贷款，房产抵押利率低而且手续没有那么繁琐。
    在博湖县的农村，经过几十年的土地经营积累，有条件进城购房的农民不在少数。孟庆国的父母和姐姐也在3年前搬进了县城的居民小区。
    绿洲上的农民
    上世纪60年代，孟庆国的父母来到新疆。在新疆广袤的土地上，和他们一样数以万计的中国内地农民从拓荒开始，建立起了一个个绿洲农业式据点。现在，新疆的绿洲现代农业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列。
    孟庆国的二姐孟新玲经营着父母的20多亩土地，这在当地并不算大户。面对进城后越来越大的日常开销，孟新玲也尝试着在农村的庭院中养鸡。2013年里3个月的时间，养殖为孟新玲带来了5000多元的净利润。虽然也时常抱怨受禽流感影响价格不好，但孟新玲仍然计划着继续扩大养殖规模。
    比起养殖，种植有着更大的不确定性。孟新玲甚至将种地比作一种赌博，葵花、玉米、茴香、辣椒、番茄等作物她都曾种过。对种辣椒、番茄等高投入高产出的经济作物的人来说，农产品的收购价格直接决定了农民的盈亏。
    虽然大部分土地已经实现了滴灌，农业机械的应用也降低了成本，但对于孟新玲等大部分农民来说，收入好坏主要还是依靠“行情”。博湖县是新疆主要的番茄产地之一，这个“红色产业”曾经是小城的经济支柱。在经历几年低谷之后，2013年，国际市场番茄酱价格回暖，这给孟新玲的8亩番茄带来颇丰厚的收入。
    县城里最大的工厂是上市公司中粮屯河设立的番茄制品分公司，每年的国际市场番茄价格和小城的农民收入都直接挂钩，但几乎没有农民了解这个“行情”，种什么和种多少只能靠着自己的经验决定。绿洲农业还需要“倒岔”，即一块地不能长期种植一种农作物。这也是孟新玲在去年番茄行情见好的情况下，没能扩大种植的原因之一。
    最近几年，受番茄行情折腾的小城农民找到了新的平衡风险途径——种植一种工业用的色素辣椒。孟新玲只种植了5亩，但色素辣椒每亩收益达到4000多元。辣椒被商贩收购后，被运回孟新玲的老家山东等地工厂，而孟新玲和大多数农民也并不知道辣椒的具体用途，只知道辣椒晒得越红越好。
    但是，色素辣椒并没有像番茄一样给小城带来太多的工业产值和就业。由于当地没有深加工的产业，辣椒的风险其实远超番茄。这在孟新玲看来并不算什么，毕竟已经在辣椒种植上赚到了钱。
    相比孟新玲，孟庆国的大姐孟新慧的土地种植之路走得更远。孟新慧和丈夫已经在小城附近的新疆第二大城市库尔勒购房安家。早在10年前，孟新慧夫妇就把眼光落向了几百公里之外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和田地区。他们在和田农村流转承包超过700亩土地，从种植棉花开始，现在已经全部种上了红枣。
    事实上，孟新慧夫妇外出包地的成本在当时并不算高，而且大部分资金可以通过贷款获得。去年，他们将土地又转租给了来自内地的老板，并回到库尔勒安心养育第二个孩子。
    进城之后
    春节期间，孟庆国的家族再次在小城汇聚。孟家的年也过得越来越像城里人。吃火锅、唱卡拉OK、看电影，开着崭新的轿车走亲访友或者去商场购物消费，农民进城之后，新的生活方式让他们应接不暇。
    县城的生活很丰富，但和小区里大多数农民一样，孟新玲只是在冬季居住在县城。务农季节，有劳动力的农民还是会回到农村。在孟家居住的小区里，一到冬季，孟新玲的丈夫就常常为找不到停车位而苦恼。但是到了春夏季，这些私家车大多都开在乡间小道上，停在了农村的庭院里。
    孟新玲成为城乡两地迁徙的农民，在小城里这样的农民并不在少数。在孟家居住的小区里，大多是农民购房，而且很多从前相熟的邻里和亲朋刻意将楼房买到了一个单元。进了城后，孟新玲觉得自己和城里人没有什么区别，但大多数农民并没有将户口和社保等迁入城镇，并不是不能迁，而是不愿意。
    孟庆国的家族户口都还在农村，包括居住在库尔勒的孟新慧。在孟家居住的小区，并没有城镇里的社区或者街道等机构来管理进城的农民，大部分农民只是“在”而不是属于这里。
    虽然城镇居民社保医保都要比农村高一些，但是孟新玲认为农民的身份会带来更多政策优惠。更重要的是，没有农民敢在政策未明确之前彻底离开，农村分配的集体土地和宅基地都是农民的根，谁也不愿意失去根基。
    2013年初，就有中央政府相关部门领导表示，农民进城之后不会强制收回宅基地和承包地。去年底，对于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等财产权利的保护再次被提上政策日程。
    孟新慧和孟新玲的孩子都将很快面临升学的问题。在保护农民财产权情况下，城乡户口和社会保障体系的统一是孟家等大多数农民的期盼。虽然享受着县城优良的基础设施，但是孟家式的城镇化只是“上楼”，距离“人的城镇化”还有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