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为何会成为“世界性”的国家

文 | 葛承雍
众所周知，当我们提及古代中国，唐朝的影响最大。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都有唐人街。有些美国人喜欢把唐朝比作现代的美国，把唐朝的长安比作美国的纽约。这种说法反映了在文明交流的历史上，唐朝已经达到了世界的高度。 

唐朝的“世界性”：爱之如一

要了解唐朝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发展和在古代世界的影响，先要了解一下唐朝的“世界性”。唐朝与以往朝代不同，它是一个天下的国家。唐太宗李世民曾宣称：“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过去汉人建立的中华帝国，多认为周边的民族是“夷狄”，所以造成了以国为家的中原王朝与周边民族部落之间的不协调，进而引发矛盾和战争冲突。而唐太宗时期宣扬“爱之如一”，即四海一家、混一融洽的思想，打破了传统歧视偏见和民族隔离的界限。所以“世界性”是了解唐朝文明的关键。

所谓“世界性”，不仅要跨越实际的边界和国境，而且要打破心理上的信念和民族之间的壁垒。就此而言，对唐朝的文明应该先了解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唐朝允许外国人入境居住。自汉代以来，大量周边民族和其他外国人得以进入中国。据史书的不完全记载，4 世纪到5 世纪前期，至少两百多万人进入北方地区，历史上称之为“五胡十六国”时期，也有人站在汉族的立场上称其为“五胡乱华”。当然以现在的视角来看，通过民族融合吸取外来力量，补充新鲜血液，是国家崛起过程中很重要的方面。 

继北朝与隋朝后，唐朝又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民族迁徙。进入唐朝的各民族有被迫内迁和寻求保护两种情况。当时有15 万突厥人进入长安，其中居住在长安城内的就有1 万余家。如果按照一家五口人计算，数量可想而知。后来西突厥又有六七万人进入唐朝，因此有很多民族来到了中国内地。历史上的敦煌、凉州等地，以及长安、洛阳一直到太原、苏州、扬州，再到现在北京所在地的范阳（幽州），都有大量外来人口到来，形成一个个移民聚居地。 

唐 外国人象牙头像俑 广州西汉南越王博物馆藏

现代考古挖掘出土了很多墓葬，其中墓主人有安姓、康姓、米姓、何姓、史姓、曹姓、穆姓等，他们都来自中亚，即现在的中亚五国地区。当时把他们叫作粟特人，也叫作昭武九姓。很多人来到这里选择了定居，唐朝对他们持以欢迎的态度，这种外来民族入境居住是在当时非常包容的大环境下才能实现的。 

有个很著名的例子。在唐高宗咸亨年间（670—674），有一位波斯王子叫卑路斯，他的国家萨珊波斯被阿拉伯军队所灭，卑路斯跑到唐朝求救。唐朝封他做长安城里的官，叫作右武卫将军。跟随他来的波斯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有上千人，他们也一直住在长安，并希望唐朝能够帮助他们收复失去的故地，重返波斯。但终因路途遥远未能实现，后来王子在长安去世。虽然在考古发掘中，我们已找到了许多中亚人和一些波斯人的墓葬，但这位王子的墓葬至今尚未发现。如果能够发现，将是中国和波斯交往史上一个很有趣的亮点。 

除了允许入境居住，更重要的是唐朝允许他们自主管理，因此在很多唐朝的城市里，他们有自己的“坊”，当时称之为“蕃坊”。一个个“蕃坊”就是一个个外来民族的聚落，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很少见的现象。 

其次，允许外国人参政做官。唐朝从中央到地方都有外国人或异族人做官。据统计，唐朝751 位（人次）刺史中，异族人就有76 位（人次），占十分之一，还不包括已经被汉化的异族人。甚至有一家三代在唐朝做官的。一个康国（今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的商人叫康谦，唐玄宗时期，被授予安南都护，而后又在肃宗时期当过鸿胪卿（相当于现在的外交部副部长）。从南方到北方，他都任过相应的官职。另外还有龟兹人、波斯人、日本人、新罗人等都在唐朝做过官，唐朝对在长安做官的外族人采取了信任的态度，这也是中外历史上不多见的。 

现存唐乾陵六十一蕃王像

第三个方面是重用蕃将统军。出土的墓志中，我们发现外来民族的蕃将有很多，其中最有名的是突厥人：阿史那社尔、阿史那忠、阿史那思摩等。还有一些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也都可以担任唐朝军队里的武将，有的在朝任职，有的戍边守疆。唐玄宗时期，曾以外族将领32 人代替汉族将领，拱卫中原，他们成为支撑这个帝国的重要柱石。当然这也给一些野心家机会，引发了后来的安史之乱。但从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有很多外族人担任了唐朝军队里的高官，他们效忠朝廷，为唐朝护国守疆，成为史书中记载的“名将”。

阿史那社尔墓志拓片 

第四个方面是法律地位平等。根据《唐六典》的记载，盛唐时有70 余个国家与唐王朝往来密切，外国人在唐朝居住难免有违法犯罪现象。唐朝对外国侨民在中国领土犯法所产生的法律纠纷，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即在唐朝犯法，一律遵循唐朝律法，外族人在法律地位上和汉人完全平等，没有特别的治外法权。这一规定很有意义，因为直到现代社会才有的“属地管辖原则”在当时已经出现。 

唐代西州粟特商人曹禄山与长安来的商人李绍谨关于商业纠纷的诉讼文书

第五个方面是保护通商贸易。唐朝在贞观初年便规定了公私往来交易不受限制，在边境地区进行交易还享有优惠政策。由此可以看出唐朝对商业活动非常重视，采取措施保护贸易，不仅在西域驻扎军队保护商旅的安全，而且商税较低。在我们现在看来，丝绸之路上的贸易似乎很容易，其实非常艰难。在比较危险的路段，商人一般不敢单独携带货物贸易，有时需要几百人成群结队抱团出发。 

商人行走在丝绸之路上，有可能遭遇自然灾害，还可能会遇到盗匪的抢劫。很多商人甚至割开自己的肉体，把携带的珠宝藏在胳膊或大腿的皮肤下，只有到了长安或是到了目的地后才取出，这都是为了防止珍宝丢失。丝绸之路上的通商不是按照里程计算的，往往是按年月计。从长安到撒马尔罕，甚至需要半年的时间，不是我们想象得那样很快就能到，商贸的利润面临着层层盘剥，因此着实不易。

身后背囊打结的胡商俑 大英博物馆藏

第六个方面是允许通婚联姻。唐朝允许外国人娶妻，与唐人通婚联姻。从出土的唐代墓志里可以看到，粟特人即昭武九姓，如安、曹、何、史、康姓等，与汉族刘、韩、高、罗姓联姻都很普遍。特别是在散布内地的粟特移民聚落中，胡汉民族杂居在一起。一些有钱的胡商，他们会久居长安达40 余年，在长安娶妻、买房、购置田产。即使到了唐代中期，政府为了减轻财政负担而清查户籍让他们离开，他们都不愿意走，将中国视为第二故乡。

胡商牵驼图画 太原金胜村唐墓出土壁画

胡汉联姻在这个时期非常多。据了解，唐高祖19 个女儿有7 个嫁给了胡族，唐太宗21 个女儿中8个有异族的驸马，唐玄宗30 个女儿里有5 个嫁给了胡族的大臣，因此胡汉联姻的后代在后来被称作“杂胡”。这些联姻男女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在考古出土的墓志和史书的记载中我们能看到很多。 

第七个方面是允许外国僧侣来传教。唐朝对外来宗教传播并不加以严厉限制，各种宗教的僧侣都可以进入唐朝。不仅对佛教开放，当时还出现了“三夷教”。“三夷教”是指祆教、景教、摩尼教。祆教是琐罗亚斯德教，产生于波斯；景教产生于叙利亚的聂斯脱里派，是基督教的早期东方教派；此外还有摩尼教（发源于古代波斯萨珊王朝，主要教义为“二宗三际论”，崇尚光明）。一般人对这三种宗教比较陌生，在我们的中学课本中曾出现过景教，西安碑林中最著名的就是矗立了一千多年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景教是早期的基督教，直到现在，很多欧洲的基督徒来到西安后，都会抱着碑抚摸着哭泣，他们深切怀念自己的祖先并为他们在千年前来到长安而感到自豪，这是非常动人的场景。现在也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景教文物和遗址，在当时都是外来民族、外来移民的精神支柱。唐朝允许他们利用宗教达成团结，允许不同的宗教徒入华居住，这也正反映了唐朝国际性的特点。

敦煌景教主教画像复原图

最后一个方面是留学人员的云集。根据《资治通鉴》记载，仅贞观十四年（640），在长安国子监留学人员多达8000 余人。通常这些学生的素质比较高，他们首先要懂汉语，其中有来自日本、高丽、百济、新罗等东亚的学生，也有来自高昌等西域地区的学生。他们不仅在长安读书，而且参加科举考试，在中国境内生活了很多年。他们年轻时来到中国，直到学有成就才回国，甚至有些人在中了“宾贡”进士后才返回。像著名的日本阿倍仲麻吕、吉备真备、僧空海等都是其中的杰出人物，这对唐朝文化的向外传播起到很大作用，在华留学生无疑增加了唐朝的国际色彩。 

唐朝特殊的“民族性” 

唐朝能够吸引各国和邻近民族蜂拥而至，并不是简单的具有开放性，更重要的是具有先进文明的优越性：物质富裕，典章制度完善，中央有权威和军事实力威慑，宗教有理性的宽容，文学艺术有创造性，还有科学技术的领先，乃至穿着装束都很时髦新潮。没有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走在世界前列的优越性，没有巨大、充满活力的盛唐气象，单凭所谓的开放性不可能形成国际性的特点。 

当然这与唐朝的民族性也有很大关系。因为李唐王朝家族来自北方的胡族，过去称之为鲜卑族。鲜卑族后来消失，完全被汉化，但是他们会说鲜卑语，并与北方的突厥往来非常密切。最有意思的是，唐太宗会说突厥语，他与突厥的可汗在长安北部见面时，两个人相隔渭水用突厥语交谈，最后突厥同意退兵，不再向唐朝发起挑衅。 

唐太宗长子叫李承乾（619—645，字高明），他很喜欢突厥的习俗。唐太宗让他好好学习儒家的理论规范，为将来当皇帝做准备。但是李承乾不喜欢这些条条框框拘束自己，他希望自己像草原上的可汗一样自由奔驰。他让皇宫里的卫士装扮成突厥人，分成两队对战；他住在帐篷里，将偷来的羊宰杀，放在大锅里煮，和大家一起吃。他觉得这些很自由很美好，并说与其自己当上唐朝皇帝，还不如到突厥草原上去当一个“设”（“设”是突厥一个有等级的高官）。可见他对突厥的文化习俗的熟悉和痴迷。但唐太宗不满意，认为这样的太子不能继承大统，后来将他废掉。这很可惜，但也充分说明当时双方民族的交往密切，以及与周边各国各族的融洽关系。

李承乾墓志铭 陕西礼泉县烟霞乡马寨村西南李承乾墓出土

同时，唐朝的历史还告诉我们，语言交流非常重要。不要以为那时没有外语交流，比如玄奘到天竺（古印度），如果不会梵语还能去吗？玄奘的梵语学得非常好，他不仅在长安、洛阳学习梵语，还到四川找天竺的僧人学，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梵语。正因如此，他去天竺，在高僧云集的那烂陀寺（古代中印度摩揭陀国首都王舍城北方之大寺院,《大唐西域记》卷九详载那烂陀寺建寺之由来及沿革），用梵语参与辩论进行交流，印度高僧都很佩服他，可见他外语水平很高。

章怀太子墓《客使图》壁画

在唐朝，除了专门的翻译机构——中书省四方馆、鸿胪寺译场里的“舌人”“译人”以外，民间会说外语的人很多。因为需要与各国人物以及外来民族进行交往，所以外语非常重要。安禄山为何能迅速地升官？因为他会“六蕃”（六种语言），在当时是一个从事北方边关商贸中介的人才。但最后他野心膨胀，对抗朝廷发动叛乱，造成了社会动荡与国家衰落，那是后话了。总之，在唐朝这样一个世界性的国家里，语言的交流也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