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性化的家族史书写 

——《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读书报告

书评作者简介

程艳丽，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2006年毕业起在北京市第一七一中学工作至今。中学高级教师。东城区骨干教师。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市特级教师工作室研修项目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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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这本书，中文版封面那个独树一帜的“叶”字非常诱人。“叶”既是书中那个大家族的姓氏，又暗示着这个家族成员将会如“树叶”一般随着近现代中国的狂风飘零辗转。我是在中文版第一次印刷不太久后购入的，当时匆匆读过一遍，但个人习惯欠佳，没有留下任何笔记，时间长了，只记得读过、读起来很畅快，具体细节却遗忘了。近一年多来，由于工作的重心里增加了编写原创史料题一项，逐渐对族谱、回忆录、家族史越来越感兴趣，《叶》又被拿起来。由此可证明，我似乎“演化”成了一个教书匠，教书需要的技巧推动阅读的展开。

　　另外，吸引我再次阅读这本书的还有作者周锡瑞。他是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多年来从事中国近代史研究，是当今美国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在《叶》之前，他有一本近代史研究中极有分量的书——《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堪称义和团研究领域的扛鼎之作，曾获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最高奖——费正清奖和列文森奖。《义和团运动的起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对鲁西北地区的民间文化，如社戏、话本、宗教、尚武、民谣等都作了细致的研究。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宏观历史概括，认为鲁西北的社会结构、中西文化冲突和独特的社会文化心理间的“互动”，最终导致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它使我不仅对义和团运动的认知有扩展，且对自己的家乡山东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这也是我喜欢阅读周锡瑞先生著作的一个原因。作为一个国外学者，他提供了不同于国内近现代史研究的视角。且他有一个很好的书后团队。

　　周的夫人叶娃出身于《叶》这个大家族天津叶家。“叶娃，是整个研究计划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合作者，她进行了很多访谈工作，寻找资料，协助翻译并更正了很多口述的细节。”《叶》的校订者是北京大学孟繁之教授。他们对中文版的语言风格、行文流畅有很大的帮助，让人读起来没有任何障碍，增加阅读的愉悦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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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叶》记录了叶氏一门自晚清至共和国六代人近二百年的历史。在《叶》里，作者试图“从更广泛的角度来讨论影响这个家庭和整个国家的哪些变革，以及家庭和社会变革之间相辅相成的共构关系”，简单概括就是“政治如何介入家庭，家庭如何应对社会变迁的”。

　　六代人中，叶家最为人所知的就是叶笃义、叶笃庄、叶笃廉（叶方）、叶笃正、叶笃成（方实）这“叶氏五兄弟”。因他们都在南开中学就读，并由此走上了不同的发展之路，后人称之为“南开五兄弟”。此五兄弟，叶笃义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叶笃庄是著名农史学家、翻译家，译有《物种起源》《达尔文进化论全集》等（就是周锡瑞先生的岳父、叶娃的父亲）；叶笃廉（叶方）曾为辽宁省社科院院长、中央党校理论部主任；叶笃正是中国现代气象学的主要奠基人，大气物理学创始人，曾任中科院副院长、院士，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受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嘉奖；叶笃成（方实）早年参加“一二九运动”，长期在新华社工作，任至新华社机关党委书记，晚年创刊“启蒙杂志”《炎黄春秋》。《叶》的主要内容，正是讲述这五兄弟一脉的叶家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经历的百年动荡。

2005年叶笃正院士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叶》的分章非常清晰。第一章《明清时期》。晚清叶家是官宦之家。故事开始于十九世纪中期的太平天国运动，以叶坤厚和叶伯英（叶氏五兄弟的曾祖）父子为中心展开。叶家的老家安徽安庆受到太平天国运动较大冲击，叶坤厚和叶伯英父子，不得不带领全家离开安庆。叶家以中国古式大家庭的方式生活在一起，叶坤厚、叶伯英父子、叶坤厚的两个弟弟，所有的妇孺群体避乱，到了陕西等地后，他们仍生活在一起。与前代不同的是，虽然叶坤厚和叶伯英都没有在科举考试中获得较好的成绩，但任职期间，他们“抵抗洪灾，兴修水利，征收赋税，劝农桑，促恳田，赈济灾民，皆由声于一方”，尤其在对当时大规模内乱的竭力镇压中“组织团练和保甲，赈灾”，使得他们在晚清时期也有机会在官僚体系中得以擢升，“带领叶家这一脉走上了财富和权力之路”。

　　第二章《中华民国》。民国时期的叶家在动荡中转折、选择不同的道路。到民国时期，叶家搬到了天津。最初，前文所述“叶氏五兄弟”的父亲叶崇质是家庭核心。他没有继续前人的官场生涯，而是在华新纺织厂、中国实业银行、华新银行各种各样的行业里做事。此时的叶家仍然延续大家庭的生活方式。“叶氏五兄弟”和他们的其他兄弟在家里私塾念书，上午学中国经典，下午学英文和数学。后来兄弟们都上了南开中学。1930年叶崇质去世后，大家庭的模式开始发生改变。30年代南开中学有许多爱国学生运动，“叶氏五兄弟”走上了不同的发展之路。老大叶笃仁继承了父亲的商业活动，比较年长的三哥叶笃义放弃清华大学的科学学习，转向燕京大学主修国际政治学，毕业后在天津“开滦煤矿公司”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叶笃庄、叶笃廉（叶方）和叶笃成（方实）都或参加了共产党，或与其外围组织联系紧密。理学院学生叶笃正，在坚持科学学业的同时，也积极参加学生游行，甚至被卷入更激烈的政治活动中”。抗日战争和内战时期，他们“从事学术事业，为民盟或共产党工作”。值得一提的是，他们“确实在创建新中国的革命斗争中积极工作”。

　　第三章《1949年以后》。这部分主要讲述从建国到文革结束的共和国时期“叶氏五兄弟”个人和家庭经历。从家庭模式上来说，这一时期已经彻底变成了小家庭制度，政治对家庭的渗透力更强。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似乎让每个人的命运突然之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五兄弟所处的位置更是无一能置身度外，都曾经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和打击。叶笃义自1957年提出关于高校党委系统的一些意见的言论开始起起伏伏。叶笃庄有较长时间的牢狱生活。叶方作为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曾处在旋涡中心。方实、叶笃正相对受到的冲击小一些。尽管在政治运动来临时，他们相互之间疏离，但叶家兄弟没有互相攀咬，属于被“政治运动和政治标签分隔在不同的敌我营垒的一代”。不得不说，这一章的描述，难免陷入一些研究的片面，读起来略显灰暗，并不能呈现那个时代家庭、家族的全貌。

“南开五兄弟”，摄于1991年

03

　　《叶》一书有着鲜明、独特的特点。

第一，《叶》写作主旨是“基于这样一个论点，即‘个人即政治’。 如果我们不能领悟大的历史进程对个人生活的影响，我们就不能充分理解这些历史进程。相反，个人日常生活中的小习惯、小习性也有助于塑造人们所生活的和决定历史进程的大社会。” 因此，本书的目标是“为这段中国历史上最为动荡的时期描绘出一些人性化的色彩，在这段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关键时期，记录一个中国家庭真实的人生遭际”。可以理解这里的人性化为细节化，将历史大背景拆解在家族个人的细节中。这值得我们在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和讲授历史时加以借鉴。例如，在谈到抗日战争时期，作者写到叶笃庄和孙竦（后来成为笃庄的妻子）“这两个爱国青年将要在敌国的首都深造学习，这一点在表面看来很难解释。两人都是抗日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但这次却选择去日本求学。他们两个也并不孤独，1934—1935年，一大批学生前往日本学习，是自1905—1906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之初和1913—1914年民国成立之后，人数最多的一次。1935年秋天，大约有6000到6500名中国学生在日本学习，这个数字让中国和日本的时事评论家们都很震惊。日本政府尽一切可能来推动这个潮流，希望能够获得中国未来领导人的友谊。届时去日本不需要护照和签证，只要有一张高中文凭和每年400日元的学费便行。许多中国学生去学习日语，在新的亚洲格局下，这门语言当然是重要的。有些试图在日本公司谋职，或是在其管辖的伪满洲国工作，不过更多的人是抱着了解敌人的目的去的。然而，造成这股留学大潮的主要原因，是在日本学习非常便宜。1931年后，中国的银元货币对金本位日元的汇率增长了三倍多，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美国签署了《白银购买法案》造成的，使得白银价格上涨。所以，在日本上大学可能比在中国上大学还要便宜许多。因为孙竦（本来想去杭州艺专）和笃庄在中国都没有考进各自的理想学府，这样，去日本就是个不错的选择。最终，两人都心愿达成，“辣子”（即孙竦）在东京的女子美术学校学习艺术，笃庄也很快考入了东京帝国大学的农实科”，这段历史的描写，有助于我们丰富对抗战时期社会风向、教育、经济等方面的理解。比起干巴巴的结论，细节化、人性化的描写带有更多历史的吸引力。

第二，《叶》是一个将宏大历史置于微观个案的研究。对宏观历史进行的微观考察，在许多地方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对宏观历史的认识。比如一般说到晚清，我们会强调鸦片战争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但“叶伯英1842年在南京考举人，但他的年谱里《南京条约》、鸦片战争一句都没提”。十九世纪的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们会特别强调洋务运动、中体西用的思想对中国的影响，渲染清政府官员尤其洋务派在此时的所作所为，“洋务派如何采用西方的科学技术来建设造船厂、兵工厂、工厂以及铁路来增强清政府的实力，抵御西方列强和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容易造成一个印象，洋务运动似乎覆盖了晚清政府的朝局。但是叶坤厚、叶伯英对洋务一点兴趣也没有。“在叶坤厚和叶伯英的宦海沉浮中，这种自强的努力丝毫没有被提及……他们似乎并不关注西方列强对清政府造成的威胁，或者西方科学技术的威力。他们出生、长大并且履职的地点都在中国的内陆地区，一直以来都致力于发展儒学和经世致用的治国方案” 。作者在讲座中还谈到：“叶伯英在陕西巡抚的任上，曾有过一个比较长的奏折，建议恢复书院、恢复仪节、再建学堂恢复科举。他有一次叶伯英见慈禧太后，慈禧问他你搞水利有没有用机器，他说有，但是不知道怎么用。他不怎么关注这些。他对“洋”的东西的关注，还不如慈禧太后”。这些都让我们思考“洋务运动”实际的规模及其影响力，在充分认识洋务运动带给中国巨大变化的同时，反思洋务运动执行过程中地方官僚的态度和应对。同时，多年前流行的“冲击——反应”模式（这种模式在中学课堂仍广泛使用）在哪一层次上解释更为恰切。

　　本书的要旨在于个人与政治，家族与社会的的相互作用，个人——家族——国家制度是一条线索上的不断提升。叶家家族兴衰与国家官僚体制有着紧密的关系。自隋唐起的中国古代社会，科举制建立了个人、家族与国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安庆叶家是天津叶家的源头，安庆叶家自元朝末年的钱塘教谕叶盛二起就决定其后代多数走的是“学而优而仕”的传统道路。第四世叶华高中进士，成为安庆叶氏成为显赫世家的起点。功名成，家族兴，叶家的第一次修族谱，即缘于15世纪叶家有人首次获得进士功名，打开了这个家族通往仕途之路。而围绕着晚清时期叶坤厚与叶伯英父子官宦经历，则展现了通过丁忧制度、幕僚制度等强化的官僚体制与家族间的交融互动。叶坤厚到河南入仕，两个弟弟携全家来到哥哥处辅佐。在动乱期间，全家投奔在贫穷省份陕西做知县的伯英弟弟那里。虽然不是直白意义上的父子继承，但是有官僚一人，连家族一家是有的。这种情况影响到了近代，天津叶家从事商业而发达，但根基仍然在于与国家官僚体制的密切关系。作者多次写道“在帝国官僚体制中，他们当中每个人的升迁都得益于家族成员的治绩和勋业。”  即便到了今天，家族文化在中国也躲在制度后面悄悄起作用。

第三，在本书中，作者使用了族谱、年谱、诗文、传记（含墓志、行状）、奏折、日记、回忆录、年谱、族谱、诗集、档案、地方志等大量史料。更重要的是，他（主要是他的太太叶娃）对叶家族人进行了深度访谈，形成了丰富的口述史资料。这和一般的家族回忆录有很大不同。本书具有丰厚的史料基础，并进行了有效的分析，比一般家族回忆录更加全面、客观，也正因为有大量的史料基础，使得《叶》把晚清帝制、民国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家庭的发展脉络写出来，即叙述一个家族百年的历史成为可能。史料是历史叙述的基础，充分发掘史料并翔实地占有史料，是开展史学研究工作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也是中学历史教育应该始终坚持的原则之一。中学生现在看到的历史叙述，教科书是最常见的一类。它主要是由学者加工史料整理编辑而成，结论是在使用史料、辨析史料后的一种官方解释。但历史学习绝不仅限于此，在学有余力的情况下，教师还应鼓励一部分学生具备独自搜集史料、辨析史料、分析史料，并加以解释的能力。不仅学生，教师也是如此。《叶》这本书启发我们看到一般史料之外的社会史料如何运用完成历史叙述。

04

　　当然，书无完书。

　　《叶》所描写的叶家不是一个普通的家族。自晚清以来，叶家虽然不是显赫的门阀世族，但也不是寻常、普通人家，是属于社会中层甚至上层的精英门第。这决定了《叶》是一部精英家族史，而非普遍大众家族史。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名人与叶家有关系，或是官场近僚，或是儿女亲家，或是恩人朋友等。晚清大学士倭仁曾为叶家族谱写序，叶伯英在直隶任职时的直接上司是曾国藩。当曾国藩从直隶卸任时，据说他告诉自己的继任者李鸿章，“某在此两年，仅得一叶某，脚踏实地，办事精密”。提携叶崇质的人是袁世凯。叶崇质长子与徐世昌的侄女结婚。建国初，李维汉作为统战部部长曾经点名要求叶笃义在重要会议发言。与名人的关系中，一方面能够感受百年家族在政治气候下的变化，但另一方面也缺少了普通家族的烟火气。

　　《叶》是写给美国读者的，翻译成中文后，难免有些错误和纰漏。作为史学著作，咬文嚼字的错误暂且放过，涉及到历史史实需要提一提。比如在本书中写道：“民盟领导人再一次聚会，对‘百花运动’作出回应”。1951年，国内就京剧的发展问题出现了争论，有的主张全部继承，有的主张全部取消，毛泽东为此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主张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加以继承。1953年，毛泽东就历史研究工作的方针，提出百家争鸣。1956年4月28日，毛泽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艺术问题上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百家争鸣。5月2日，毛泽东又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上正式提出实行“双百方针”。这是党自1956年至反右斗争扩大化以及改革开放后坚持的文化方针。书中提到的1957年，叶笃义等人应该是在学术问题的百家争鸣方面发表言论，所以可以说是对“双百方针”的响应，或者是对“百家争鸣”的响应，但一般不称为“百花运动”。

　　瑕不掩瑜，《叶》总体来说，是一本很有意思、值得一读的书。

书名：《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

作者：【美】周锡瑞

出版社：山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4年7月

作者简介：周锡瑞，美国人。英文名为Joseph W. Esherick。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师从于费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他是当今美国的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中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他的主要研究课题是辛亥革命和义和团运动，著有《改良与革命：辛亥革命在两湖》、《义和团运动的起源》，后者先后获得美国汉学界两个最为知名的奖项——“费正清东亚研究奖”与“列文森中国研究书籍奖”。他也一直致力于近代中国民众运动与农村社会、中国城市文化史、家庭史的研究，撰有《从农村调查看陕北早期革命史》、主编《中国城市的重塑》等。《叶：百年动荡中的一个中国家庭 》为其又一影响深远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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