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战、反饥饿到人权议题，从国内政治到全球外交，好莱坞的影星们正在展现出前所未有的政治抱负和影响力。
    影帝和影后们怎样参与着美国政治，又能否照亮“被世界遗忘的角落”？乔治·克鲁尼正在走上一条施瓦辛格的道路吗？
    玩跑车、坐游艇或者开私人飞机的明星们都“弱爆”了。乔治·克鲁尼（George Clooney）玩的是人造卫星。他还有专门的团队坐在波士顿的工作室里监控遥远的非洲大陆，利用太空中传回的影像数清楚有多少辆坦克在异动。
    2010年12月，克鲁尼创建的非政府组织（NGO）出资70万美元与另一个NGO“适可而止”（Enough）合作，启动了“卫星哨兵项目”。克鲁尼戏称这个项目是“监视屠杀的狗仔队”，他希望监测结果能让海牙国际法庭采信，并在联合国安理会引起关注。
    “在苏丹获得和平前，他是不会罢休的。”约翰·普伦德加斯特（John Prendergast），“适可而止”的创始人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但人们都知道，很快，在2012年3月16日的示威活动中，克鲁尼被捕了。
    “被捕都那么帅！”
    “卫星哨兵”项目的想法来自克鲁尼和普伦德加斯特，那时是2010年10月，他们正在苏丹进行访问。负责实现这一构想的“适可而止”媒体负责人约翰·赫特森告诉南方周末，“卫星哨兵”是全球第一个人道主义灾难的预警机制。
    数字环球公司的卫星在经过苏丹地区上空时会对地面进行侦测并捕捉图片；图片随后传到“哈佛大学人道主义行动”小组（Harvard Humanitarian Initiative），由热心的志愿者进行分析处理并生成报告；最后，报告被提交给美国和国际政治决策者，重要信息还会同时向媒体披露，上传至社交网络，甚至直接通报给苏丹当地可能受到武装侵扰的人民。
    普伦德加斯特坚信，“名人的星光可以照亮这些被世界遗忘的角落”。2012年3月16日清晨，克鲁尼和他的父亲尼克·克鲁尼、参议员吉姆·麦戈文以及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的儿子一起在苏丹大使馆门口示威。
    克鲁尼穿着深蓝色小立领绒面外套搭白色衬衫，裤子则是普通的蓝色牛仔裤。他带着标准好莱坞式的微笑和正义感对媒体和支持者喊话：“今天我们只提两个要求，非常简单：第一，我们要求苏丹政府马上放行人道主义援助物资进入苏丹；第二，我们要求苏丹政府立即停止随意屠杀自己的人民！”30分钟后，由于不顾警告，屡次冲越警戒线并拒绝离开苏丹使馆的私有领地，克鲁尼一行被警察逮捕。
    对此，很多影迷的第一反应是，“被捕都那么帅！”
    在此3天之前，克鲁尼和普伦德加斯特刚刚从苏丹回到华盛顿。普伦德加斯特曾在克林顿总统时期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非洲事务主任，在克鲁尼六次访问苏丹的旅程中，三次都与他同行。“我们在战区与难民攀谈，尽量收集他们对战争的看法；然后我们到苏丹首都，把情况传达给决策者，让他们寻找解决方案，”普伦德加斯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2006年4月，克鲁尼与自己的父亲一起造访苏丹，并拍摄了纪录片《达尔富尔之旅》。为了回报他和父亲居住过的村庄，他们资助当地人掘井、盖房，建设社区中心；但一年以后，饥饿的邻村村民蜂拥而至争抢资源，甚至引发流血冲突。这让克鲁尼意识到，帮助当地人必须非常小心，“不只是砸钱那么简单”。
    此后，克鲁尼与布拉德·皮特、马特·达蒙等明星成立了一个NGO，着力用名人效应增加美国民众对全球人道主义危机的关注。
    克鲁尼也会利用自己的政治人脉来行动。在被捕以前数日，他享受的几乎是国家元首待遇：他不但可以在美国参议院侃侃而谈，还能在白宫与奥巴马面对面交流苏丹之行的体会，并在晚餐中与邻座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亲切聊天。
    参议员鲍勃·柯克（Bob Corker）略带醋意地对克鲁尼说：“我们这些人都没法像你吸引这么多注意！”
    他们总是告诉你“美国有问题”
    好莱坞从来不缺乏像克鲁尼一样热心政治、积极参与公共生活的明星。上周刚刚问世的奥巴马竞选连任纪录片《我们走过的路》便由奥斯卡最佳导演得主戴维斯·古根汉姆亲自操刀，配音则是大名鼎鼎的“阿甘”，汤姆·汉克斯。
    在美国的两党政治中，偏自由主义的民主党往往比偏保守主义的共和党更符合明星们的口味。据《好莱坞报道》统计，在2008年总统大选中，来自好莱坞的政治捐助达4870万美元，其中近4000万都流入民主党候选人阵营。
    美国《娱乐周刊》甚至将“不支持共和党”与“不拍裸体镜头”、“不放弃自己的本名”等一道奉为好莱坞的十条行规，但实际上，亲共和党的好莱坞影星常常走得更远。
    南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好莱坞的左右派》作者斯蒂文·罗斯（Steven Ross）向南方周末介绍，在1920年代末，路易·梅尔几乎把米高梅做成了“共和党训练营”。米高梅公司的乔治·莫菲后来成了参议员，莫菲栽培了里根，里根当选第40任美国总统。
    共和党阵营走出的著名明星政客还有加州州长施瓦辛格，以及好莱坞童星秀兰·邓波儿。邓波儿在1960年代以共和党发言人的形象进入政界，先后出任美国驻联合国代表、驻加纳大使和国务院礼宾司司长等职务。
    保守派明星在选举中成绩出色，但自由派则在人权、环保、同性恋平权和反战等议题上表现更为抢眼。
    “简单地说，他们总是告诉你‘美国有问题’、‘世界有问题’。”罗斯教授说。
    奥斯卡影帝西恩·潘曾经在小布什进行战争动员时前往伊拉克反战，还亲自掏出5.6万美元在《华盛顿邮报》上刊登广告，指责布什控制舆论。
    著名纪录片导演迈克尔·摩尔在拍摄《华氏911》时，他用镜头问每一个与他照面的国会议员：“你会把孩子送去伊拉克打仗吗？”2009年美国遭遇金融危机，摩尔去问议员和华尔街的银行家们，“我们的钱去哪了？”
    好莱坞明星最激进的年代则是在越战时期。1972年7月8日，奥斯卡影后简·芳达（Jane Fonda）化名从巴黎乘坐一架苏联客机飞抵河内，声援北越的抗美运动。她还发表演讲说：“我想在这里公开谴责尼克松，他是新型的希特勒……尼克松不顾美国飞行员的死活，目的就是为了竞选连任！”
    尽管如此，好莱坞的政治生态并没有明显影响公众的政治选择。据2007年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民意调查，只有11%的受访者认为自己的投票会被明星支持者所影响。“乔治·克鲁尼有一个偏成熟的粉丝群，能分清楚喜欢这个人的演技和政治观点是两回事。”文化评论人、《好莱坞启示录》作者周黎明说。
    与此相应的是，明星的政治行动也很难左右好莱坞的票房。纽约大学电影学院研究生克莱·伯勒（Clay Bohle）告诉南方周末：“吸引观众走进影院的也许是海报上的明星，但是吸引一批又一批的观众走进影院则一定要靠精彩的内容。想要在好莱坞取胜，一定还是要靠好的故事。”
    “公民政治家”的愿景？
    在2011年自导自演的新电影《总统杀局》中，克鲁尼扮演了美国总统。但对于是否会从政的问题，克鲁尼却屡屡拒绝回答。他向媒体坦承自己“嗑了太多药，爱过太多女人”，不适合做一个传统意义上的政客。
    但罗斯却并不怀疑，克鲁尼最终会走上施瓦辛格的老路。“这些人，脑海中总是徘徊着一个念头，‘有一天，我可能会弃艺从政’。”罗斯说。
    毫无疑问，克鲁尼已经登上国际政治舞台。2009年3月当苏丹总统巴希尔得知国际刑事法庭已经对他作出战争罪裁决时，他不屑地对媒体说：“他们可以宣判，然后直接把判决书吃了！”在克鲁尼的“卫星哨兵”项目启动第二天，苏丹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指责克鲁尼“别有用心”，并称“这种做法完全没有合法性可言”。
    “明星议政”在美国国内也一直争议不断。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时，“今日美国”的调查显示，64%的受访者认为明星们不应该公开表达对伊战的看法。著名的华人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也表示：“艺术家就应该专心艺术，让政治家去关心战争。”
    一些爱国的军人家属更是难以承受明星们危言耸听的反战言论。2003年伊战动员时期，军人家属马蒂·卡特对媒体说：“他们不应该认为自己比别人高明……说到底，他们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不过是在扮演其他人。”
    周黎明指出，明星也是公民，当然有权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但大部分明星只是装点门面式地关注诸如“反饥饿”、“反贫困”这种政治正确度很高的议题，来证明自己并不肤浅。
    被捕后仅3个小时，克鲁尼就缴纳了100美元保释金获释。之后，他和女友一同踏上去墨西哥海滨度假的飞机，回归了众人眼中“正常”的明星生活。没有人知道下一次他露面的身份会是影帝，还是苏丹问题专家、人权活动家，甚至政治新星。
    罗斯认为，不论结果如何，明星们对政治的真诚付出值得尊重。“他们没有止于名利，践行了美国开国之父们‘公民政治家’的愿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