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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曾念长
1998年4月11日是作家王小波逝世一周年祭日。一年前的这一天凌晨，这位长年积郁的自由之子突发心肌梗死，病卒于家中。在死亡现场，他的电脑还开着，屏幕上是他未完成的《黑铁时代》。这是继他完成“时代三部曲”之后新构思的一个小说写作计划。通过遗留下来的未竟稿可知，在这个新的写作计划中，王小波要讲述一个发生于黑暗的互联网时代的故事，一个关于人的自由沦陷于未来世界的寓言。在王小波的作品中，自由是一以贯之的精神主题，但突如其来的变故，过早地终结了他的探索。
*以下文字节选自《断裂的诗学：1998年的文学、思想与行动》（三联书店2017年3月刊行）。
| 王小波（1952-1997）
可能与限度：王小波的自由观念考辨 文 | 曾念长 ▼ “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
“我已经40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
1997年 4月 10日上午 7时许，也就是在王小波猝死的前一天清晨，他给好友刘晓阳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信件很短，内容如下：
我正在出一本杂文集，名为《沉默的大多数》。大体意思是说：自从我辈成人以来，所见到的一切全是颠倒着的。在一个喧嚣的话语圈下面，始终有个沉默的大多数。既然精神原子弹在一颗又一颗地炸着，哪里有我们说话的份？但我辈现在开始说话，以前说过的一切和我们都无关系 ——总而言之，是个一刀两断的意思。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中国要有自由派，就从我辈开始。是不是太狂了？
这封信更像是王小波辞世之前的公开宣言。在这个宣言中，他清晰地亮出了自己的精神立场：不再做“沉默的大多数”了，自由派“从我辈开始”。同时我们还可以看到，王小波在公开这个立场之前，曾经也是“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进入这段沉默史，将有助于我们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背景中理解王小波的自由观念。
在《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他对这段沉默史进行了交代。他引用君特 ·格拉斯在《铁皮鼓》中讲述的故事，说道：“小奥斯卡发现周围的世界太过荒诞，就暗下决心要永远做小孩子。在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成全了他的决心，所以他就成了个侏儒。 ”以这个故事为引子，王小波转入自己的心灵成长史。他说道，从青年时代开始，他就对那个通过“高音喇叭”传达出来的总体话语产生了怀疑。“当时我怀疑的不仅是说过亩产 30万斤粮、炸过精神原子弹的那个话语圈，而是一切话语圈子。 ”
福柯说，话语是与沉默相对的事物，是被表述出来的“权力编码”。王小波在《沉默的大多数》一文中援引了福柯的“话语权”观点，并引申道：“有一件事大多数人都知道：我们可以在沉默和话语这两种文化中选择。 ”
王小波选择了沉默。
他认为这段沉默史可以从插队的时候算起，一直到在大学任教结束。
根据王小波的叙述，他的沉默与其父王方名的人生境遇，以及由这种境遇弥漫开来的家风有着极大关系。
关于父亲的一生，王小波是这么描述的：“每当他企图立论时，总要在大一统的官方思想体系里找自己的位置 ……结果他虽然热爱科学而且很努力，在一生中却没有得到思维的乐趣，只收获了无数的恐慌。 ”
因为恐慌而导致一种无声的气氛，这是父亲带给整个家庭的一种生活基调。父亲年轻时代闹过学潮，后来投奔延安， 50年代初任国家教育部干部， 1952年，也就是王小波出生的那一年，被定性为“阶级异己分子”，直到 1979年恢复党籍，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从事逻辑学的教学与研究。根据王小波哥哥王小平的回忆，父亲“是一个性格单纯、情绪热烈粗放、爱作豪语之人”，但一生受尽打击，“平日多半板着脸孔”。
这是沉默对个体话语的刻意压抑。
父亲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训诫，确立了一条不成文的家规：不准孩子学文科，一律去学理工。这是压抑的蔓延，是革命时代的“普世经验”。王小波从中发现了沉默的一般意义。它是指有话没有说出来，是存在于话语圈之下的一种喑哑状态。“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王小波称这些人为“弱势群体”，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有机会说话；还有些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似乎改变了王小波的存在姿态。他意识到自己必须说话，终结那种无声的沉默。他说道：“诚然，作为一个人，要负道义的责任，憋不住就得说，这就是我写杂文的动机。 ”
有一个细节似乎可以证明王小波所言不假。有一次，赵洁平读了王小波的杂文，在电话中劝他“笔下留情”，王小波义愤回道：“那些人想干什么？”王小波确实憋不住了，有话要说。这也意味着王小波的精神立场走到了一个转折点，他要公开表明自己的“自由派”姿态了。
表明姿态的方式有二：其一是辞职；其二是写作。
1992年，王小波辞去中国人民大学的教师岗位，开始了专心写作的个人生涯。也许是一种巧合，也许是时代的必然逻辑，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中国文坛出现了 1949年以来的第一批“辞职者”。不是被开除公职，而是主动离开单位。他们是失去单位的“文学个体户”，在短期内面临着丧失身份的焦虑，但同时也意味着他们开始了自由个体的身份重建。而在 1998年，无论是文坛内部的“断裂调查”，还是思想界的“自由主义的公开言说”，行动者都不约而同地在“辞职者”这个意义上肯定了王小波的精神立场。
至于写作，不仅是王小波表明姿态的一种方式，而且是他阐述自由观念的唯一阵地。他对总体话语的颠覆，对个体话语的张扬，首先在他的杂文中得到了酣畅淋漓的表达。其中最具个人风格的杂文是《一只特立独行的猪》。在这篇短文中，王小波描述了一只敢于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的猪，并以“猪兄”称谓之，实则含有不言自明的自况意味。在文章最后一段，王小波这么写道：
我已经40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王小波笔下的这只猪，近乎传奇。他会跳上屋顶晒太阳，模仿工厂的汽笛声，并在众人的围击下巧妙突围。对于一个有过农村生活经历的读者来说，猪的千奇百态或许并不少见，不过终究是一种自然现象，毫无传奇色彩可言。王小波传奇化这只猪，无非是想说明人与猪的处境并无不同。“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 ”
从“文化大革命”时代的“文艺样板”中逃离出来，是王小波的个人写作的出发点。不过，从王小波的许多杂文中可看出，他试图要反抗的总体话语，并不是指向具体的“样板戏”，而是指向抽象的“对生活的设置”。因而有论者指出，王小波的杂文是为“一个抽象的仇敌而拼杀、而愤怒、而冷笑”。也正是因为笔锋指向“抽象的仇敌”，另有论者指出，王小波的杂文是一种“反说教式的说教”。不过，写杂文对于王小波来说实系情非得已，他更愿意将自己的自由观念转化为某种艺术形式的实践，即以小说写作来代替杂文写作。
▼ 智慧、性爱和乐趣： 自由言说的“三大法宝”
“乐趣是发自个人的内心，不是来自外部的力量，也不是服从一种社会义务。它是个人对自由思想的感受和爱好，因此它无法被规范，也不能由命令来完成。
在《怀疑三部曲》自序中，王小波曾总结自己的写作动机。他说道：“我看到一个无智的世界，但是智慧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性的世界，但是性爱在混沌中存在；我看到一个无趣的世界，但是有趣在混沌中存在。我要做的就是把这些讲出来。 ”
不难看出，王小波把自己看作一个怀疑论者。他试图怀疑的对象，是一个已经丧失了智慧、性爱和乐趣的世界。而他的个人写作，则成为智慧、性爱和有趣的发现之旅。他强调智慧、性爱和有趣，醉翁之意不在写作本身，而在写作之外的意图：从无智、无性和无趣的总体话语中摆脱出来，争取一种自由言说乃至“胡说八道”的个体权力和尊严。
艾晓明在论及王小波的有趣观念时说道：“乐趣是发自个人的内心，不是来自外部的力量，也不是服从一种社会义务。思维的乐趣，纯属个人对生活的一种体验、一种发现和狂喜，它是个人对自由思想的感受和爱好，因此它无法被规范，也不能由命令来完成。 ”在艾晓明看来，王晓波如此热爱有趣，实为自由故。至于强调智慧和性爱，大意也是如此。
王小波高举智慧、性爱和有趣“三大法宝”，实际上是将写作置于自己生存的时代背景之中。他以马尔库塞的《单向度的人》为参照，说马氏对发达资本主义世界的物欲的批判是卓越的，但中国的情况则不同，我们的灵魂被净化，被提升，进入了一个无智、无性和无趣的时代，以扩大再生产的方式不停塑造着中国版的“单向度的人”。故而，王小波身体力行要从单向度的人性灾难中摆脱出来。辞职是一种方式，而写作是另一种方式。
王小波虽有一个“抽象的仇敌”，却不奢谈抽象的自由，而是将自由的观念兑换为智慧、性爱和有趣这些常识性概念，又继而将其转化为文体形式的实践问题，这恰是王小波与多数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显著区别之所在。
他不是一个言必称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却将自由的观念从精英话语中释放出来，推到了公众面前。有感于这点，朱学勤称“王小波热”的出现是 “1998年自由主义言说在学理之外的一个意外发现”“自由主义以学理术语费尽万言，亦不能如王小波文学作品更直接更适时”。又说： “1998年言说王小波，不在于他的作品文学含量有多少高低，而在于他第一次以文学作品呈现了一个自由主义的韧性风格，这一风格不仅对文学有益，对从事学术思想者而言，也是一副适时的清凉剂。 ”
朱学勤言称的清凉剂，大意是指王小波的形而下的写作风格，即“低调进入，同时还能守住必要的精神底线”。换言之，王小波在个体写作这个实践范畴内，展示了自由之于当代中国个体的可能性。崔卫平在 1998年撰文分析了王小波的随笔写作，指出隐含于其间的试错逻辑，即不停寻找一种结论的新的可能性，包括错误的可能性。正是基于这种理性的试错逻辑，崔卫平感叹道：“王小波在最大限度发挥他的自由精神时，也在遵循着这种精神所要求的限制。 ”
▼ 做一个低调的自由派
“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
无论是王小波的生存方式，还是他的文体实践，附着其上的自由观念都具有一种低调、温和的品格。崔卫平在阐述王小波随笔文体的自由精神时，充分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他称王小波的文章剔除了权威，却“无意把自己弄成新的潮流或真理的代表者，无意把自己装扮成新的救世主及高级文化战略管理人才”。
王小波笔下的那只特立独行的猪，就是一个低调的自由派。它虽然无视人类对它的各种设置，却也无意与这些设置作对抗性纠缠。它冲决出人类对它的剿灭式围堵，独自逍遥去了。这是一只“自私”的猪，它享受着特立独行的派头儿，却不愿充当“解放全人类”的英雄。
在乔治 ·奥威尔的《动物庄园》中，有一只猪叫拿破仑，可与王小波笔下的猪做比照。拿破仑带领其他动物赶走农场主之后，夺取了动物庄园的领导权，搞起了个人崇拜和极权式的政治乌托邦。显然，这只猪以他人的自由和解放为己任，实则是自由的真正叛徒。在奥威尔笔下，还有一只驴，叫本杰明，富有智慧，却默不作声，更像是王小波描绘的“沉默的大多数”。他们对自由的追求以明哲保身为限度，只要人不强加我，我亦不强加人。王小波自称属于“沉默的大多数”的一员，自然也就持这样一种低调的自由观念。这就足以解释，为何他更愿意沉溺在别人看不懂的小说创作中，而视随笔写作为权宜之计。小说可以是一个人的想象，可以天马行空，可以胡说八道，而随笔则必须面向公众说话，要负道义责任。
王小波秉持的低调的自由观念，也充分体现在他对知识分子身份的自我限定。
他不止一次谈到了知识分子的角色问题，并珍视自己作为一名知识分子的身份。 1995年末，他在一篇回顾性文章中写下这样一句话：“创造性工作的快乐只有少数人才能获得，而我们恰恰有幸得到了可望获得这种快乐的机会 ——那就是作一个知识分子。 ”
正是这种清晰的人文立场，使得王小波不经意间与王朔拉开了距离。从个体的身份特征和文本的话语特征来看，王小波与王朔确有相似之处。他们都是辞职者和怀疑论者，热衷并娴熟地使用反讽语体，讨厌假正经和伪崇高，不掩饰自己“蔫坏”的文化表情。王小波生前不仅表示了对王朔的欣赏态度，而且直言不讳在某些立场上他是王朔的“追随者”。但不同于王朔对知识分子身份的全面颠覆，王小波则为知识分子辩护。就凭这一点，“王小波热”的出现必然会得到众多知识分子的推波助澜。
但王小波不是泛泛而谈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广被引用的论断：“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的精英更为重要。 ”王小波认为，思维之所以比道德重要，是因为它可以赋予个体以智慧、判断力和批判力，是通往参差多态和自我独立的幸福法门。他说：“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广知识。 ”
通过思维的自我修炼而增知、而明辨、而独立，这是王小波的自我期许。而对于试图充当道德表率、对别人的大脑进行灌输的知识分子，王小波则是深恶痛绝的。他说道：“假若上帝要我负起灌输的任务，我就要请求他让我在此项任务和下地狱中作一选择，并且我坚定不移的决心是：选择后者。 ”
对别人的大脑进行灌输，无异于对参差多态的扼杀，对自由的背叛，王小波是坚决不做的。这也正是王小波的自由观念的限度所在，有人因此看出了他对启蒙的警惕：“他认为任何一种启蒙姿态的背后都隐藏着一种精英意识，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企图支配和影响别人的姿态。 ”这个说法未必妥帖，因为它极有可能与世纪之交的启蒙瓦解论合流。王小波并不是要瓦解启蒙的立场，而是转变了启蒙的方向 ——从对别人启蒙转向对自己启蒙。这一点可从他主张发展智力、增广知识见出一斑。
不难看出，王小波的自由观念是从内视角出发的，呈现为一种以己推人的、有限度的个体话语。他无意过多介入公共论题，这可从他对随笔写作的怀疑态度见出一斑。他甚至因此推论：“假如说，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批判现实的话，小说家憎恶现实的生活的某一方面就不成立为罪名。 ”王小波的言下之意就是，那些远离喧嚣话语圈的小说家，也在履行着知识分子的批判职能。“不幸的是，大家总不把小说家看成知识分子。 ”
在这里，王小波不仅表达了个体自由的限度，而且阐述了纯粹艺术在这个限度内具有的重要作用。不能不说，这是王小波的自由观念的精髓所在。他不迷信那种过于直接的担当精神，不靠近那种铁肩担道义的公共话语圈，而是主张通过纯粹艺术的途径实现自我启蒙。从当代艺术思潮史来看，这种情况已不乏先例。例如在 80年代后期，崔健的摇滚乐带来了一种小我意识，一开始许多人“听不懂”，但它作为一种深层伴奏，与当代中国社会的个体意识的自我苏醒，构成了同一历史进程。
1998年人们议论王小波，其兴奋点就在于自由的可能与限度。但对于这一年的中国思想界来说，他们在王小波身上看到的绝不仅仅是这种可能与限度，而是突破这种限度的可能。换言之，他们固然赞赏王小波的低调的自由观念，但眼下之急，是要把自由的调子拔高，让个体的、温和的、实践的自由升华为公共的、高昂的、主义的自由。许多年以后，有人回顾世纪之交出现“王小波热”并持续不衰的过程，似乎已更加心中有数了。在王小波十年祭之际，李公明写道：“为了争取自由，人不能满足于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有时要当一只愤怒的牛虻，甚至一匹反抗的狼。 ”
若要从头说起，或许还得回到朱学勤在 1998年末的一篇文章中写下的那一句话： “1998年，自由主义学理的公开言说浮出了水面，而一些新左派朋友衔尾追击，也浮出了水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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