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日期：2015/7/29 15:19:18 人气：2666 |
为什么强调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什么必须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2015年7月15日，人民日报报道，国企改革顶层设计行将出台，包括混合所有制改革、员工持股、国资委的职责、央企分类等。
7月17日，在吉林长春考察两家国企时，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对国企要有制度自信，“把国有企业做大做强做优不动摇。”
这引发市场普遍预测，在股市稳定之后，国企改革将真正拉开大幕。此前，国企改革顶层设计的“1+N”方案，一直被期待会在2015年上半年出台，但始终未有面世。
这样的背景下，一个月前先行发布的两份文件，被视为决策层为本轮国企改革定的调。
2015年6月5日，中央深改小组审议通过了两份国企改革的重要文件——《关于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中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的若干意见》和《关于加强和改进企业国有资产监督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意见》。文件强调，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明确国有企业党组织在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要坚持问题导向。
自从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停滞十年的国企改革重启的呼声渐响。尽管全会提出混合所有制的改革方向，但混改究竟如何混，国有股东允许放弃控股权吗，非国有资本可以多大范围、多深程度地入股国企，各界一直在等待决策层的定夺。
一些市场派人士之前认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混合所有制，预示着国企改革会沿着更加市场化、“政企分开”的方向推进，比如国企进一步去行政化，企业高管职业经理人化，其选聘进一步市场化等。
但上述两份新文件的出台表明，事情没这么简单。
坚持党管干部原则，表明国有企业领导人仍须是党的干部，由党组织任免，向党组织负责。明确党组织在国企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中的法定地位，表明党对国企的领导将以法律形式予以明确。
按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企业权力分配是按持股占比和投票权决定，要确保党对国企的领导，意味着国有股东不会放弃其控股地位。党对国企的领导与现代公司治理规则如何衔接，还需进一步厘清。
而国有资产流失，是1990年代中后期国企战略性重组、“抓大放小”，以及2000年代初“有进有退”，国企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国有股大规模减持时暴露出的问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国资改革专家李曙光认为，这两条原则其实针对的是不同对象，“坚持党的领导”针对的是党想要牢牢抓在自己手中、实现党的意志的大国企；“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则很可能是针对将被真正混合所有的地方国企或央企的副业子公司等，“为了防止出现前两轮产权改革的问题重演，先划定一条高压线。”
“我认为关于国企国资改革大的方向，决策层已经想清楚了。”李曙光说。
理念和方向的分歧
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一年半以来，顶层设计文件的出台一再推迟，2014年底，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赵昌文接受财经杂志专访时解释道，顶层设计的迟迟未出，是由于几个关键问题还未达成共识，比如，国企改革的目标和方向是什么，未来国有企业往哪里去？
“有意见认为应该大幅度收缩国有经济战线，也有意见强调国有企业要进一步做大做强。”他说。
国企改革已启动30年，早期的目标和方向非常明确，即如何让国企扭亏脱困，这也是改革探索的起点和推进的动力。过去十年，国企通过产权改革收缩战线成功实现了扭亏为盈、做大做强的目标之后，改革一度失去了方向感。
一种观点认为，国有企业做大是不公平竞争的结果，今天它的种种病灶依然存在，低效、虚胖却坐享垄断利润，挤压民资扭曲市场。因此应该重启产权改革，打破所有制歧视，缩小国企国资占国民经济的比重。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当年国企改革的目标已经实现，实践证明国企是可以搞好的，不必为改革而改革。这一观点的核心论据是，国企是共和国的长子，是党的执政基础，削弱国企是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
两种观点并未公开辩论，但各自均有发声。
比如2013年6月，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1990年代国企改革和国资管理体制的重要设计者陈清泰，在博源基金会成立五周年学术论坛发言认为，国有资产改革的方向应该包括破除行政性垄断，把国有资产资本化，使这些企业“有股东但没婆婆”。
“政府管控着诸多国企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便于政府实现公共目标和经济调控，近年来这一做法的弊端日益显现。一是造成所有制歧视和资源错配，成了社会不公和腐败的温床；二是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三是政府对企业进行无规制的干预，很难建立有效的公司治理。”他说。
前中信集团董事长孔丹对国企持另一种观点，2015年2月，他对话《华夏时报》时说，“国企是国家经济的支撑和骨干，是遇到风浪时候的大锚。中国的国企起到了这个作用，其在主客观上实际都成为了中共执政的基础。”
国有企业是党的执政基础，近年常见于党的文件。一位长年研究国资的人士记得，这一提法最早于2004年出现在一次中央企业班组思想政治建设会议的领导讲话稿中，讲稿是由国资委起草的。
理论界和党内的一些人对此提法也曾有过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一个党的执政能力与它所掌握的经济资源没有绝对的直接关系，而是取决于民心向背。比如苏共倒台时，前苏联经济的国有化程度高达99%。国民党四大家族曾控制了国民经济的命脉，但仍然被赶出大陆。而在浙江、广东等沿海省市，由于过去国家投入少，国有经济比重低，但老百姓却更富裕，社会很稳定。
为什么必须坚持党的领导
而从各种公开信息来看，本届政府对上述重大理论争议已经有了选择。
2014年8月，国家主席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四次会议时强调，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管理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在我们党执政和我国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经济基础中也是起支柱作用的，必须搞好。
2015年6月3日，党中央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发表评论员文章“做好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大文章”，明确指出，“国有企业改革事关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事关国家安全和党的执政基础。”
在党建理论中，“基础”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它意味着只能加强不能削弱。现有央企改革的动向，也印证了这一趋势。
6月5日的深改小组会议上，习近平强调，要把国有企业做强做优做大，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做强做优做大”的新提法比过往的“做大做强”，更加强化。
现实中，高铁、核电等肩负着“走出去”重任的行业，央企已通过合并在“做强做优做大”。2014年12月30日，中国南车与中国北车合并，更名为“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2015年5月29日，五大发电集团之一的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与国家核电技术公司合并，重组成立国家电力投资集团公司。而石化、煤炭和电信行业内的央企合并传言也在不断流出。
6月10日，据媒体报道，“强强联合”已被写入国资国企改革整体方案中，下一步央企将在分类基础上进行大规模兼并重组，数量有望进一步缩减。
这一思路与2006年国资委发布的《关于推进国有资本调整和国有企业重组的指导意见》一脉相承。该意见计划将161家央企重组为2010年的80-100家，国有经济应对军工、电网电力、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七大行业保持绝对控制力，对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建筑、钢铁、有色金属、化工、勘察设计、科技等九大行业保持较强控制力，对其中的央企保持绝对控股或有条件的相对控股。
据公开报道，顶层设计中关于国企的分类可能由初稿的三类（公益保障类、特定功能类、商业竞争类），变成商业类和公益类两类。
“应该看到，这一轮央企合并的主要动力是面向国际竞争，开拓海外市场。”李曙光对南方周末记者说，“它背后则主要是‘一带一路’、亚投行等国家经济扩张战略，以及国内的‘京津冀一体化’‘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这些蓝图还得靠央企、国企去实现。”
李曙光认为，对此类事关党的执政基础、实现“中国梦”发展战略和政府政策工具的国企，中央的方针将是完全独资或坚决控股，并把人事任免权牢牢掌握在手里。
在这一盘棋中，中央必须防止失去对大央企掌舵人的把控。2015年6月，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公布了26家央企的巡视反馈情况，发现26家央企或多或少都存在问题，如中国移动“少数领导人员形成寄生性家族式利益共同体，蚕食、围猎国有资产”，中国电信“少数企业领导人内外勾结蚕食国有资产”。
强强联合之后，央企领导人的权力更大。一位国企改革专家对南方周末记者分析道，这次深改组发布“坚持党的领导”文件其目的正在于此，“‘管人’是第一位的，那些老总的权力太大了。”
混改须防国资流失
而对于上述“商业类国企”，很可能会启动混合所有制改革，底线是防止国资流失。
据新华社旗下经济参考报报道，权威人士透露，对于央企非核心业务尤其是三产，将会通过资本市场公开出售。
国资委监管的112家央企旗下共有277家A股上市公司。
在我国庞大的国有企业体系中，央企贡献了利润的大头。按照财政部2014年7月公布的数据，中国目前有15.6万家国有企业，其中央企5.2万户，地方国企10.4万户。2013年，地方国企55.5万亿，超过全国国企总资产104.1万亿的一半，却只贡献了8868.7亿元利润，仅占利润总额的34%。
2014年，国企利润总额2.48万亿元，其中央企1.73万亿，占了70%。地方国企的利润还不及央企的40%。煤炭、化工、石化等行业的国企利润总额负增长，有色行业则处于亏损状态。
按混改方向，大部分效益低下的竞争性行业国企将实行混合所有制，地方国企更是重点。
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各地方政府纷纷推出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方案，比如上海的方案是，除了国家政策明确必须保持国有独资的，其余企业实现股权多元化的目标。北京则将城市公共服务类、特殊功能类国企由国资绝对控股；竞争类的战略支撑企业为国资相对控股；一般竞争企业则是国资相对控股或参股。
但至目前，尚没有民资入股国企的混改典型案例出现。2014年9月轰动一时的中石化销售公司混改引资，则被舆论认为不是真正意义上混合所有制改革，因为其由25家境内外投资者认购该公司29.99%的股权，其中占股最多的投资者也才获得2.8%的股份。如此之小占股比例被万科董事长王石称为“小打小闹说故事”。
而另一个被广泛关注的绿地集团混改案例，也因为其2009年之前原本就是非国有控股的所有制结构，而不具普遍意义。
李曙光认为，未出现民资参与混改的案例，是因为国企和民企之间都缺乏意向，“国企怕被扣上国资流失的帽子。民企一是没那么多钱，二是进去也得不到话语权，感觉没着落、没预期”。
他预测，接下来员工持股将会成为混合所有制的主要形式，“现在各地都在做两件事，一是统计资产证券化率；二是准备整体上市，搞员工持股。”
员工持股计划在上一轮国企改革中曾因大规模内幕交易、利益输送和腐败引起国资流失，“中央最担心的，是利益重新切割的过程中再现大规模国资流失，危及社会稳定”。李曙光说，因此本轮员工持股可能必须通过证券市场，以避免不公允估值。这是中央出台“防止国资流失”文件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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